《戰爭的框架》新版導論:我們是否能說影像本身便屬於發動戰事的一環?

《戰爭的框架》新版導論:我們是否能說影像本身便屬於發動戰事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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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延續作者在後九一一時代的思考主題,更進一步探問且主張:若某些生命沒有一開始就被認識為生命,其傷痛或消逝也就不會為人所認識;如果特定的生命不被稱之為生命,或更根本的、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在特定的認識論框架中被視作生命,這些生命便不曾完全地活過,遑論消逝。

文: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新版導論(節錄)

本書集結了一系列的文論,欲從不同的角度看待近似的議題。書中沒有單一的主張,只有許多思考嘗試,探究視覺與論述場域是如何被戰爭所吸納,進而引發戰爭。重點不僅在於描述,更在於批判與反對。畢竟,戰爭需要條件才能發動,而我們如果要反戰,就必須知道這些條件是什麼並重塑使戰爭得以可能的條件。

同樣地,如果要反戰,我們就必須理解人民對戰爭的支持(popular assent to war)是如何培育出來並維持下去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理解戰爭的發動是如何影響感官(senses),進而使戰爭被理解為某種無可避免的好事(something good),或甚至是道德滿足感的泉源。

若要理解戰爭,就必須思索發動戰爭的方式以及戰爭所使用的技術;但要理解技術的運作,我們就必須思考技術究竟是如何對感官領域產生影響。在技術的掌握以及戰爭的視覺和論述面向的流通(circulation)之中,究竟形成了什麼、又框構(framed)了什麼?這種掌握與流通早已是一種詮釋的操作(maneuver),解釋誰的生命才是生命,而誰的生命被轉化為工具、目標或數字,或甚至被抹除殆盡,僅存一絲痕跡(或什麼都不剩)。

即便本書無法窮盡戰爭發生的原因,但仍能提供一些建議來幫助我們理解上述「解釋」。這任務要求我們重思物質主義既有的詞彙,藉此理解,像是照相機如何成為戰爭的工具,並在框構且形塑人類與非人目標的同時,還造成許多附帶性破壞(collateral damage)的情形(戰爭必然造成此影響,但這問題卻總處在邊緣位置);除此之外,重思這類詞彙還能讓我們發展出聚焦於被剝奪者(the dispossessed)與危脆者(the precarious) 的反戰政治,而這種反戰政治需要新的詞彙與新的實踐。

當我們思考戰爭是如何發動、戰爭是採取哪些形式的時候,我們通常會先想到戰爭所使用的物質工具,彷彿我們早已知道「物質工具」在此脈絡下究竟是什麼意思。即便我們同意相機是戰爭的物質工具之一,我們仍難以認為相機本身便是戰爭的發動者,或相機屬於戰爭發動的一部分。確實,常識告訴我們,發動戰爭的是人,而非人所使用的工具。但如果這些工具獲得其能動性(agency),並使人成為工具的延伸,那該作何解釋?

被瞄準的人口能被視作戰爭的工具,近期以色列軍方試圖正當化加薩平民的死亡時便是持此論述。同樣地,當士兵被視作與武器一體時,他也會被當作是他身上的工具之延伸,而相機某些時候也超出了相機功能的使用。若僅被當作侵略性軍事權力的工具、文明的威脅或潛在且無法控管的人口問題,人口便會被戰爭的戰術所框構,而活生生的人則會變成工具、障礙物、目標與盾牌。

同樣地,相機的使用者通常也在戰事的觀點之中占有一席,因而成為士兵兼報導者(soldier-reporter)的角色,在視覺層面神聖化戰爭的毀滅行徑。因此,我們必須探問戰爭的物質性、什麼算是物質以及相機與影像是否是物質性的延伸。

雖然我們替影像保留了一點物質性的意涵,我們通常仍將物質性歸屬於槍支彈藥,以及戰爭的直接性毀滅工具,而不認為若沒有影像這些東西便無從運作。 某個層面上來說,聚焦於目標便替士兵、記者和大眾在戰爭中生產出其位置,進而組織視覺領域並使每個位置成為可能。框架不僅安排了這類位置,還替視覺領域劃下了界線。從戰爭攝影的脈絡來看,影像能反應或記錄戰爭,同時也可能激起支持戰爭或反戰的情感回應。有的時候,影像成為戰爭本身的政治矛盾密集交會的場域。

因此,我們是否能說影像本身便屬於發動戰事的一環?相機是真的裝載於飛彈與炸彈設備之上,有時甚至取代了人類的能動性——阿富汗戰爭中無人機所造成的毀滅性傷害便屬此例。無人機這種相機與炸彈的結合無法精確瞄準目標,因此,無人機所造成的死傷總是遠大於原先的目標,進而造成許多平民傷亡。

要控制戰爭的視覺與論述面向,就必須奠定並配置「現實」本身的感官界線,劃分出公共論述中的可見與可聽之物。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問道,規範可見或可聽之物的界線,是否成了發動戰爭的先決條件,且相機與其他通訊技術也協助發動了戰爭?當然,使用技術工具的是人,但工具的確也會使用人(賦與人位置、視角,並奠立其行動方針);工具將進入視聽領域中的人置入框架並形構他們,而沒進入視聽領域的人亦遭受同樣待遇。

更進一步來看,「人格」 本身在發動戰爭的條件下,便成了一種可有可無的工具性。公共領域是如何被戰爭的視覺技術所建構的?而針對戰爭的理想假說,又出現哪些反對主流(counterpublic)的論述?我們通常認為「人」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回應戰爭,但這類極具渲染力的回應(communicable reactions)除了可能在戰爭場域中建構人格以外,也可能摧毀人格的構築(de-constitute)。

我們是否能以別的方式來理解戰爭,並藉此轉變戰爭對感官所造成的影響?而經過轉變的感官,又在停戰的訴求中扮演什麼角色?我們遠距離觀看政府的戰爭行徑,而嵌入式新聞報導(embedded reporting)與允許在公共媒體報導出來的新聞則從視覺層面將我們引入戰爭,那麼,究竟有什麼條件能讓我們拒絕以這種方式參與戰爭?而若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如何重構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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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統計,2000至2014年全台第2型糖尿病人口由84萬人逐步上升至220萬人,且以每年約15萬人的速度持續增加。若以此成長趨勢來看,保守估計台灣目前糖尿病人口約有250-300萬人左右,數量相當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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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多數醫師不會眼睜睜看著病人血糖持續居高不下,大部分在糖化血色素超標但未達8.5%之前就會調整藥物,導致健保給付門檻和臨床狀況有極大落差,使糖友們看得到卻用不到。

糖化血色素換算平均血糖值

  • 正常血糖控制目標:空腹血糖130 mg/dL、餐後血糖160-180 mg/dL、糖化血色素7%以下(根據不同年紀與臨床狀況,控制目標會有些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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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元醫師指出,如不符合上述健保給付標準者須自費使用腸泌素,每個月平均要花上3000至4000元的藥物支出,還不含門診掛號、診療、照護等相關費用,長期累積下來金額相當可觀。

因此在現行健保給付條件下,造成很多糖友即使血糖控制不佳,卻因經濟不允許,無法及早使用腸泌素治療,進一步增加衍生心腎共病的風險。此一結果不僅對糖友病情控制是一大打擊,長期也反而更無助於降低整體健保財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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