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帝國到習近平》:在天安門廣場的血腥混亂與1989年的世界變化之中,中國模式誕生

《從清帝國到習近平》:在天安門廣場的血腥混亂與1989年的世界變化之中,中國模式誕生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的紛亂達到高峰,在中國軍方強力鎮壓之下,造成民眾和學生大量傷亡。圖為抗爭者手持石塊攻擊坦克,並成功制服一架坦克車|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者馭繁為簡,聚焦於數百年來各政權在制度方面的缺失和重建,嘗試回答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核心問題:即,中國是如何轉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亦即,如何從崩潰的帝國(滿清)、四面楚歌的共和國(民國時期)、停滯又瘋狂的毛主義中國,變成現在的經濟巨人和超級強權。

文:余凱思(Klaus Mühlhahn)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局面從此改觀

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呼籲開放、創新、擺脫教條,為經濟改革與藝術實驗開了路,但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一些中國人——尤其學生和知識分子——期望得到更多自由,也提高了民間的政治參與。在一九七○年代末,新時代開始之際,就有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希望除了經濟改革以外,也要有大膽的政治改革。在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的辯論和談話中,他們看到政治鬆綁的希望。會後不久的北京之春期間(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北京的「民主牆」運動吸引全世界目光,鬆綁跡象清楚可見。

中國人民可能會突然意外看到北京西單民主牆上貼出一張張內容驚人的大字報,內容鉅細靡遺地描述文革所帶來的惡行和苦難,並挑明要求中共誠心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大字報和文章表示,那些錯誤主要與缺乏民主機制有關。有張大字報由魏京生(1950- )撰寫並署名,要求政府在鄧小平已揭櫫的四個現代化之外,將「民主」列為「第五個現代化」項目。文中寫道:

我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要神仙和皇帝,不要相信有什麼救世主,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我們不要做獨裁統治者擴張野心的現代化工具,我們要人民生活的現代化。人民的民主、自由與幸福,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的唯一目的,沒有這第五個現代化,一切現代化不過是一個新的諾言。

我號召同志們:團結在民主的旗幟下,不要再相信獨裁者的「安定團結」。法西斯集權主義只能帶給我們災難,不要再對他們抱有幻想,民主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放棄民主權利無異於重新給自己套上枷鎖。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吧!人類的歷史是我們創造的,讓一切自封的領袖和導師滾蛋,他們把人民手中最寶貴的權利騙走已好幾十年。

儘管民主牆運動在大部分議題上並非意見一致,卻趁此機會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提出批判,並且要求更全面地理解現代化。這項運動的積極分子支持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和四個現代化,但是要求加上他們對社會主義民主的願景,視之為更加徹底且永續的中國社會現代化工程裡不可或缺、甚至勢在必行的一環。一九七九年春,當局下令將民主牆移到北京西部的一座小公園,並宣布凡是有意張貼大字報者都必須向當局登記姓名、地址。

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此時民主牆運動領導人(以魏京生最引人注目)遭逮捕、審判、入獄。公開提倡政治民主成了禁忌,因為改革派堅持改革開放在政治上要有極限。他們主張,中國的改革不包括容許針對政治自由發表意見或談論個人權利。黨也表明,有必要時會用武力壓下公開批評或示威。在這方面,黨的做法明顯和毛澤東時代沒有兩樣。於是,民主議題成為領導階層最重大的挑戰之一,而此挑戰又是改革的必然結果。

政府雖然強力干預,一九八○年代政治異議與不滿的聲浪還是持續高漲,知識分子愈來愈敢於測試黨領導階層所畫下的紅線。有些人質疑起共黨政權的意識形態基礎,有些知識界菁英甚至開始把共產主義視為問題癥結所在,把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視為唯一的解方。

例如,劉賓雁(1925-2005)是原本支持黨的知識分子,但在毛澤東時代的生活經驗讓他認為不只有經濟需要改革。他是「報告」文學的推手,這種文學體裁結合調查式報導和文學敘事技巧;他探討的主要議題之一是地方貪腐。他主張作家必須揭露社會弊病、批評黨國,使黨國得以修改政策,更周全地服務人民。他強調若沒有自由,這個任務不可能完成。他堅持必須讓知識分子和新聞從業人員可以自由揭發社會與政治的弊病,因此不久就和當局及審查人員產生衝突。

另一個鼓吹知識自由的思想家是科學家方勵之(1936-2012)。他從和別人迥然不同的角度出發,在演說和書信裡否定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理論,而在當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仍被視為是科學的。在他筆下,馬克思主義是來自十九世紀的過時思想。他也提倡發表意見和演說的自由,認為這是中國建立科學與現代化的先決條件。

在方勵之看來,黨必須保護知識自由,使其免受政府干預和大企業施壓。科學唯有不受政治干預,並且能自由進行研究而不受意識形態約束,才有望在中國蓬勃發展、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重大貢獻。但鄧小平領導的中共容不下這種抱負,方勵之很快就被劃歸為異議人士。一九八○年代末期,劉賓雁和方勵之都流亡到美國,在那裡度過餘生。

黨內並非人人贊同鄧小平的強硬政策,甚至領導階層裡也有人持不同意見。一九八七年一月,鄧小平拔掉胡耀邦的中共總書記之職,說他心裡支持外界的民主要求,處理社會上的異議分子不力。接他位置的是總理趙紫陽,但他同樣支持政治改革。他與北京一些學界人士和智庫有合作關係,此前就曾請他們就漸進改革政治體制的可能性做研究。黨內外愈來愈多人認為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改革是重要課題。

要求自由與民主的呼聲令中國的大學和學生群情騷動。學生期待改變,期待新的自由權利,期待接觸自由主義理論和知識的振奮機會,但這些期待再度牴觸到一黨專政的現實,以及黨為了壓制日益高漲的期望所做的努力。一九八三年的反精神汙染運動和一九八七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大半精力都用於攻擊與政治自由主義有關的著作和思想;黨內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它們屬於資產階級,而且很危險。這類運動惹火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把他們推向了激進之路。

一九八○年代後期,經濟前途未卜使得情勢更加惡化,為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創造了有利條件。一九八八年,貨幣改革導致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大失,引發的通膨危機衝擊整個社會,而且抑制不下來。一九八八年最後三個月,通膨達到高峰,為了降低通膨而規劃的撙節政策又導致混亂和實質所得受損,不滿隨之在城市地區蔓延開來。通膨和貪汙橫行引發不少民怨,成為一九八九年抗議行動的推手。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學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大規模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的自發性抗議運動。學生要求自由、民主,但他們的抗議也是在對高通膨、官場貪汙橫行、學界人士經濟前途日益黯淡等新出現的社會弊病表達最直接的不滿。北京地區的大學生得知胡耀邦猝逝後,立即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發動學運。學生知道胡耀邦對異議和民主呼聲的寬容,帶著鮮花和吊唁信聚集於天安門廣場。

緬懷胡耀邦的活動漸漸轉化為自發性且脆弱的政治運動,提出的要求也開始得到城市居民的同情與支持。一番遲疑之後,《人民日報》刊出一篇社論,內容環繞在鄧小平對天安門運動的定調。鄧小平將這場學運斥為受到「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操縱的「動亂」。四月二十七日,十萬學生走上街頭抗議那篇社論,並有數萬市民加入助陣,事態演變為對鄧小平等領導人發出的空前挑戰。學生要求官方否定那篇社論,學運迅速擴大。

在北京,學生也要求與黨領導人平起平坐晤談。抗議者罕見地要求公開政治對話與官方承認,震驚了領導階層。考慮了頗長一段時間後,黨表示願意做有限度的讓步,提議雙方閉門會談。與此同時,幾名學生於五月十三日展開絕食抗議,以更激進的手段要求政治自由,尤其是民主。他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的絕食宣言中,說明了目標:

我們最純潔的愛國熱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情,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饑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毆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

這些動人的言語和絕食行動,把全國數十萬支持者團結在一塊。絕食者的身體狀況一出現明顯惡化,平民往往會在各自單位的組織下,立即上街表達對學生的支持。這時,抗議蔓延到數百個城市,全國有數百萬城市居民參與示威。黨內也有人表態支持。趙紫陽就在回憶錄裡憶及許多重要公眾人物和資深黨員紛紛寫信或打電話給黨中央,力促領導階層「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對於要如何理解和處理抗議,黨內似乎嚴重分裂。

藉由絕食,學生成功動員了群眾,成果驚人。數百萬市民上街支持學生反政府,中共的統治遭遇人民堅決的反抗。抗議也打斷了一九八九年的中蘇高峰會。由於中國的高層領導人此時大多對這波抗議行動極度反感,政府便在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然而在執行上遇到了困難。當天夜裡,北京市民深信黨已經派出軍隊,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處境堪憂,於是有數十萬人出門力挺學生。主要道路和十字路口都被市民堵住,老婦和小孩在馬路上露宿,軍隊被擋在郊區,進不了北京。部隊(大多沒有武裝)被迫撤退,天安門廣場依舊被抗議者占領。學生及其支持者贏得他們最大的一場勝利。

鄧小平和總理李鵬(1928-2019)對廣大人民公開反抗黨國勢力感到無比驚訝。他們深信不能坐視如此的藐視行為,否則北京等城市的情勢會失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喬石(1924-2015)認為,「當前情勢已是騎虎難下」。五月二十一日晚間與趙紫陽交談時,他說:「軍隊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市民、工人、機關幹部湧在街頭,湧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下去,首都確有陷入癱瘓的危險。」

基於這個理由,政治局決定派軍隊清場。六月三日,軍隊再度進入北京,也再度遭遇抵抗——然而這次政府的指令明確,所以軍隊朝抗議的市民、學生開火。六月四日凌晨,軍隊強勢挺進北京天安門廣場,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

屠殺事件成為國際焦點後,政府終究扼殺了這場民主運動,並且稱之為反革命政治動亂。然而黨下令朝手無寸鐵的年輕學生開火一事,引發國內外無數人憤慨。儘管此後中共嚴加審查出版品,這場運動還是烙印在許多人心中。此運動對中國高層政局的確切影響仍有待探明,但運動的餘波衝擊到社會、政治的每個角落。中國官方想方設法要抹除天安門事件,不過但凡有思考能力的觀察者都能察覺到此事件對今日生活的影響。中國的政治有很大一部分沾染了這場運動的精神和後續效應。

四個後果當下立見。首先,這場前所未有的運動,一時之間加深了黨內的裂痕。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主張與學生好好談,並表示那些學生很「愛國」。他竭力想讓鄧小平相信必須採通融路線,但鄧無法接受妥協。決定派兵鎮壓後,鄧小平要趙紫陽支持黨的決策;趙拒絕退讓,此舉被視為存心要分裂黨,嚴重違反一黨專政原則。他受到調查,撤除所有職務,並且遭到軟禁。這不但令趙紫陽從此噤聲,也令黨內大量挺民主的自由派人士失勢。較開明的領導人遭拉下臺,由江澤民(1926- )及後來的朱鎔基(1928- )取代。

新一代領導人有兩個共通特質:都是一九八○年代期間在大城市主持改革的重要領導人,面對民眾抗議時也都把穩定視為第一要務。黨內分裂隨即得到弭平,也不再有人談及或提倡政治改革;這個話題變成禁忌。此外,黨緊縮對大學、學生組織、新聞與出版界,以及藝文界的控制。中國自此經歷了一段長久的政治穩定期,和一九八○年代政治動亂頻仍的局面形成強烈對比——這個結局讓許多觀察家跌破眼鏡。

其次,一九八八年的經濟動盪和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動盪過後,中國的經濟改革暫時停下腳步。關於計畫經濟和商品經濟孰優孰劣的經濟辯論,轉成了關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政治辯論。於是,政府施行了一些具體政策措施,包括發展鄉鎮企業與強化國營企業的主導地位,藉此抑制私營經濟。這些政策措施造成幾個不可避免的後果,其中最顯著的是GDP成長率陡降、失業人數開始暴增。一九八九與一九九○年的GDP成長率分別只有四.一%和三.八%。但在另一方面,過熱的經濟降溫,經濟情勢變得比較穩定。

第三,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是城市社會運動,揭露了城市經濟發展過程裡的矛盾與市場擴張過程裡產生的社會混亂。為了防止類似動亂再起,政府深化城市改革,以改善生活水準為目標。由於一九八九年的危機,城鄉分歧開始擴大;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農民所得基本上已經停滯,城鄉所得差距回到一九七八年之前的程度。因此有更大比例的農民遷出農村,使得城市工業有龐大且廉價的人力可用。一九八九年後,城市發展顯然是優先要務,發展過程中往往是農村被犧牲。

第四,天安門事件必須放在全球形勢的脈絡下來看。一九八九年當然也是東歐和全世界出現鉅變的一年。諷刺的是,中國的事件發生得比其他地方的示威還早,激發了東歐境內的抗議運動。一九八九年中國領導人對示威的暴力反制,令共產主義受到東歐的示威者唾棄,因為此舉清楚揭露了一黨專政的暴力面。

中國的殘酷鎮壓與蘇聯共產集團國家面對類似情況時的回應截然相反,後者並未動用暴力。與天安門廣場上的開槍舉動相較,後社會主義時代歐洲、波羅的海三小國與俄羅斯政權的順利轉移最令人驚訝之處,就在於過程相對平和;而且在上述大部分地方,受到挑戰的政府往往是猝不及防就交出政權。

雖然一九八九年的重大事件和影響集中在東歐共產主義體制垮臺,但中國的情況也提醒世人,世界上許多區域和地區從動盪的一九八九年得到了不一樣的結果。一九八九年之後,東歐的市場、政治制度和文化規範頻頻失敗,導致新式反西方秩序的活動迅速興起。舉例來說,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不再把矛頭指向信仰共產主義的敵人,轉而對付自由主義的西方。

拉丁美洲民粹主義的反西方氣息日益濃厚,而東山再起的威權主義統治,也以新型態出現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從土耳其到俄羅斯都有。因此,中國恢復威權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可說是為了避免遇到東歐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經歷的危機和弊害。從這個意義上看,冷戰終結對歐洲來說感受最為強烈,但中國、甚至大半個世界的反應卻不一定是這樣,不僅分歧也常出乎意料。

這些鎮壓一九八九年學運所產生的後果,明顯與一九八九年之後核心政治策略的兩大特點有關,而「兩手硬」一詞具體而微地說明了這兩個特點。兩手指的是經濟改革和政治穩定,硬則是指在這兩個方面都保持強硬。天安門事件和一九八九年不只代表改革受挫,還永久改變了中國的改革進程。此後,經濟改革加速並擴大,以中央集權和有廉價民工可供使用為基礎。與此同時,穩定和安全成為政治、文化及社會領域的優先考量。

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所提出的基本議題和關注重點,例如民主、自由、公平的機會,都被刻意避談。一個專制卻自信的新中國出現了。在天安門廣場的血腥混亂與一九八九年的世界變化之中,中國模式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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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春山出版

作者:余凱思(Klaus Mühlhahn)
譯者:黃中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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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富涵思想性、鞭辟入裡的著作,是費正清、史景遷所撰歷史名著當之無愧的後繼者,未來,凡是攻讀中國現代史的學生和鑽研中國現代史的學者,必定會讀這本書。」——柯偉林(William C. Kirby),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所長

「當今之世,我們都必須接受中國的巨大影響力存在於眾多領域這個事實。我們得學著和現在這個樣子的中國並存,而非和我們所希望的中國並存。因此,中國之外的每個人都需要研究中國,需要投注精力在相關的專業知識和學術知識上。我認為,無可替代的上佳之策仍是盡可能與中國協力前行,同時努力增進我們對中國內部動態、情況的理解。在全球化的世界裡,彼此的命運緊繫相連,密不可分。我相信,對於隔著窄窄的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相望的臺灣來說,更是如此。」——余凱思(Klaus Mühlhahn),本書作者

本書是一部中國近現代通史,主軸在追索中國現代化之路,從清帝國入主中原的一六四四年開始講起,一路談到習近平上臺執政後的二○一七年,時間跨度將近四百年。被譽為是繼徐中約《中國近代史》、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睽違多年之後的又一部重量級中國近現代通史。

二十一世紀最引人矚目的現象級現象,或許莫過於「中國崛起」。該如何理解中國崛起(威脅)這個迫切的當代議題?本書提供了一個全面且即時的歷史視角。

今日許多人將中國崛起看成是這四十年的事,始於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掌權,但歷史學家很清楚,中國崛起所花的時間遠超過四十年。本書作者余凱思為專治中國近現代史的漢學家,他跳脫中共民族復興敘事和中華民國史觀,以局外人的客觀眼光,對中國崛起進行長時段的考察。

從清帝國到習近平這段中國歷史,是一個龐然大物,內容複雜。為免讀者迷失在改革與革命、民亂與內戰、帝國侵略與軍閥割據的細微末節裡,作者馭繁為簡,聚焦於數百年來各政權在制度方面的缺失和重建,嘗試回答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核心問題:即,中國是如何轉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亦即,如何從崩潰的帝國(滿清)、四面楚歌的共和國(民國時期)、停滯又瘋狂的毛主義中國,變成現在的經濟巨人和超級強權。

作者特別留意經濟制度,著墨與洞見頗多,為其他中國通史類著作所少見;並盡可能將中國的發展置於國際和全球脈絡裡觀察,視野相對開闊,為本書另一特色。

全書結構井然,分成四部,每一部三章。各部開頭均有一篇全景式綜論,勾勒一個時代整體的輪廓。上冊包含第一部、第二部(從清帝國到中華民國在中國的統治結束),下冊包含第三部、第四部(從中共建國到習近平上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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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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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