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帝國到習近平》:在天安門廣場的血腥混亂與1989年的世界變化之中,中國模式誕生

《從清帝國到習近平》:在天安門廣場的血腥混亂與1989年的世界變化之中,中國模式誕生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的紛亂達到高峰,在中國軍方強力鎮壓之下,造成民眾和學生大量傷亡。圖為抗爭者手持石塊攻擊坦克,並成功制服一架坦克車|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者馭繁為簡,聚焦於數百年來各政權在制度方面的缺失和重建,嘗試回答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核心問題:即,中國是如何轉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亦即,如何從崩潰的帝國(滿清)、四面楚歌的共和國(民國時期)、停滯又瘋狂的毛主義中國,變成現在的經濟巨人和超級強權。

緬懷胡耀邦的活動漸漸轉化為自發性且脆弱的政治運動,提出的要求也開始得到城市居民的同情與支持。一番遲疑之後,《人民日報》刊出一篇社論,內容環繞在鄧小平對天安門運動的定調。鄧小平將這場學運斥為受到「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操縱的「動亂」。四月二十七日,十萬學生走上街頭抗議那篇社論,並有數萬市民加入助陣,事態演變為對鄧小平等領導人發出的空前挑戰。學生要求官方否定那篇社論,學運迅速擴大。

在北京,學生也要求與黨領導人平起平坐晤談。抗議者罕見地要求公開政治對話與官方承認,震驚了領導階層。考慮了頗長一段時間後,黨表示願意做有限度的讓步,提議雙方閉門會談。與此同時,幾名學生於五月十三日展開絕食抗議,以更激進的手段要求政治自由,尤其是民主。他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的絕食宣言中,說明了目標:

我們最純潔的愛國熱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情,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饑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毆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

這些動人的言語和絕食行動,把全國數十萬支持者團結在一塊。絕食者的身體狀況一出現明顯惡化,平民往往會在各自單位的組織下,立即上街表達對學生的支持。這時,抗議蔓延到數百個城市,全國有數百萬城市居民參與示威。黨內也有人表態支持。趙紫陽就在回憶錄裡憶及許多重要公眾人物和資深黨員紛紛寫信或打電話給黨中央,力促領導階層「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對於要如何理解和處理抗議,黨內似乎嚴重分裂。

藉由絕食,學生成功動員了群眾,成果驚人。數百萬市民上街支持學生反政府,中共的統治遭遇人民堅決的反抗。抗議也打斷了一九八九年的中蘇高峰會。由於中國的高層領導人此時大多對這波抗議行動極度反感,政府便在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然而在執行上遇到了困難。當天夜裡,北京市民深信黨已經派出軍隊,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處境堪憂,於是有數十萬人出門力挺學生。主要道路和十字路口都被市民堵住,老婦和小孩在馬路上露宿,軍隊被擋在郊區,進不了北京。部隊(大多沒有武裝)被迫撤退,天安門廣場依舊被抗議者占領。學生及其支持者贏得他們最大的一場勝利。

鄧小平和總理李鵬(1928-2019)對廣大人民公開反抗黨國勢力感到無比驚訝。他們深信不能坐視如此的藐視行為,否則北京等城市的情勢會失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喬石(1924-2015)認為,「當前情勢已是騎虎難下」。五月二十一日晚間與趙紫陽交談時,他說:「軍隊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市民、工人、機關幹部湧在街頭,湧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下去,首都確有陷入癱瘓的危險。」

基於這個理由,政治局決定派軍隊清場。六月三日,軍隊再度進入北京,也再度遭遇抵抗——然而這次政府的指令明確,所以軍隊朝抗議的市民、學生開火。六月四日凌晨,軍隊強勢挺進北京天安門廣場,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

屠殺事件成為國際焦點後,政府終究扼殺了這場民主運動,並且稱之為反革命政治動亂。然而黨下令朝手無寸鐵的年輕學生開火一事,引發國內外無數人憤慨。儘管此後中共嚴加審查出版品,這場運動還是烙印在許多人心中。此運動對中國高層政局的確切影響仍有待探明,但運動的餘波衝擊到社會、政治的每個角落。中國官方想方設法要抹除天安門事件,不過但凡有思考能力的觀察者都能察覺到此事件對今日生活的影響。中國的政治有很大一部分沾染了這場運動的精神和後續效應。

四個後果當下立見。首先,這場前所未有的運動,一時之間加深了黨內的裂痕。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主張與學生好好談,並表示那些學生很「愛國」。他竭力想讓鄧小平相信必須採通融路線,但鄧無法接受妥協。決定派兵鎮壓後,鄧小平要趙紫陽支持黨的決策;趙拒絕退讓,此舉被視為存心要分裂黨,嚴重違反一黨專政原則。他受到調查,撤除所有職務,並且遭到軟禁。這不但令趙紫陽從此噤聲,也令黨內大量挺民主的自由派人士失勢。較開明的領導人遭拉下臺,由江澤民(1926- )及後來的朱鎔基(1928- )取代。

新一代領導人有兩個共通特質:都是一九八○年代期間在大城市主持改革的重要領導人,面對民眾抗議時也都把穩定視為第一要務。黨內分裂隨即得到弭平,也不再有人談及或提倡政治改革;這個話題變成禁忌。此外,黨緊縮對大學、學生組織、新聞與出版界,以及藝文界的控制。中國自此經歷了一段長久的政治穩定期,和一九八○年代政治動亂頻仍的局面形成強烈對比——這個結局讓許多觀察家跌破眼鏡。

其次,一九八八年的經濟動盪和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動盪過後,中國的經濟改革暫時停下腳步。關於計畫經濟和商品經濟孰優孰劣的經濟辯論,轉成了關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政治辯論。於是,政府施行了一些具體政策措施,包括發展鄉鎮企業與強化國營企業的主導地位,藉此抑制私營經濟。這些政策措施造成幾個不可避免的後果,其中最顯著的是GDP成長率陡降、失業人數開始暴增。一九八九與一九九○年的GDP成長率分別只有四.一%和三.八%。但在另一方面,過熱的經濟降溫,經濟情勢變得比較穩定。

第三,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是城市社會運動,揭露了城市經濟發展過程裡的矛盾與市場擴張過程裡產生的社會混亂。為了防止類似動亂再起,政府深化城市改革,以改善生活水準為目標。由於一九八九年的危機,城鄉分歧開始擴大;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農民所得基本上已經停滯,城鄉所得差距回到一九七八年之前的程度。因此有更大比例的農民遷出農村,使得城市工業有龐大且廉價的人力可用。一九八九年後,城市發展顯然是優先要務,發展過程中往往是農村被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