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專訪】郭強生:在這場文學修行的長跑中,我從未劃地自限

【關鍵專訪】郭強生:在這場文學修行的長跑中,我從未劃地自限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潘柏翰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藉由「文學修行三部曲」,郭強生表示希望能夠讓讀者看見,作為一名創作者的他,持續在同一面向上深化、辯證,而不是像變色龍般見風轉舵。「同樣的事情能夠做二十年,讀者能夠看到我是如何更深入、更勇敢地直接面對,不停地過關斬將。」

文學創作若是趟旅程的話,郭強生自1986年出版第一本小說《作伴》至今已長途跋涉了近40年。去(2021)年出版的《作家命》,可以說是他分享在旅程過程裡的「我思我見」,除了自我審視文學與創作觀,也與讀者分享他所閱讀到的偉大作家及其作品。

《作家命》並非郭強生首本評論文集,過去他曾出版過《在文學徬徨的年代》和《文學公民》。今(2022)年一月,他增修再版了評論文集《如果文學很簡單,我們也不用這麼辛苦》(以下簡稱《如果文學很簡單》),這本紀錄了他從美國返台後展開文學人生的十年縮影,告訴讀者「在這場文學的長跑中我從未劃地自限。」

呈現出文學人的某種艱難,也累積出一股挺過去的力量

《如果文學很簡單》最早成書於2014年,縱使與此次再版相隔八年,再度閱讀這本文集裡頭的數篇文章,絲毫感受不出這已是郭強生多年前寫下的論述。他對時代因科技、媒體(甚至是社群媒體)、商業操控所產生的扁平與庸俗化、九一一事件的陰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看法,如今讀來依舊貼切、一語中的。

而他面對文學的態度並身體力行創作的軌跡,則恰如其分地演繹了文集裡其中一篇文章的標題——「只問真實,不隨潮流」。

在《如果文學很簡單》的新版〈後記〉中,郭強生將此書與2002年出版的《在文學徬徨的年代》、2021年出版的《作家命》定調為「文學修行三部曲」。受訪時他表示,這樣的定調當然是事後回顧,但他也發現三部曲之間的關聯與銜接,對他而言是生命積累的結果,並非多年前就已事先規劃好的寫作藍圖。

藉由這三部曲,郭強生表示希望能夠讓讀者看見,作為一名創作者的他,持續在同一面向上深化、辯證,而不是像變色龍般見風轉舵。「同樣的事情能夠做二十年,讀者能夠看到我是如何更深入、更勇敢地直接面對,不停地過關斬將。」

郭強生坦言,舊作重出對於創作者多少帶有一些壓力,他得先自我說服再次出版的意義為何,才能放心將作品交給出版社。回憶《如果文學很簡單》的第一次出版,郭強生表示在那之後生命出現了大變動,直至2018年之前都是在起伏不定的狀態。得知這本評論文集即將再版的消息後,他將這本著作拿出來回顧,發現裡頭收錄的文章沒有如他想像地糟,也找到了這本著作在他作為文學人生涯裡頭的位置。

《在文學徬徨的年代》與《如果文學很簡單》,兩書之間相隔了十二年的時光,郭強生回憶那是極為辛苦的一段歲月,一方面當年的他受詩人楊牧邀請返台,在花蓮的國立東華大學協助成立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創英所),摸索創作教學之餘,也努力地適應學院體制裡的眉眉角角。

那時的郭強生,也正準備著回到自己的文學創作這條路上。因此《如果文學很簡單》這本書,在他眼裡成了尚未回到創作與重返創作間的分水嶺。

這些文章排在一起,呈現出了文學人的某種艱難,是你在寫作當下沒有預期到的真實。2022年的此刻重新再閱讀這本書,讓我發現如果沒有這些的自我對話,或是表達對這些事情的看法,可能就讓我累積不出來一股能夠挺過去的力量,我很有可能在創作的路上因此半途夭折或變節。

這四個重要面向分別是:「如何在教學現場與年輕人談創作」、「回到自己的創作前,釐清文字的複雜性」、「台灣文學的脈絡」,以及「台灣人想像中的『走向國際』,早已是『全球化廢墟』」,反映了郭強生長期對文學創作以及議題的思索,也是他在自己生命轉折過程中一直留意的。他表示因為有了這些關注,才使得他很夠平衡地發展出一股挺過去的力量,度過他生命裡的重重難關與崎嶇。

縱使創英所只在東華大學存在了十年,郭強生坦言這一切並非白費。他表示若沒有這十年的時光,他對創作的信念無法如此鞏固、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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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穩文學的馬步後,創作與影視改編才能相輔相成

因為對文學創作的用情之深,郭強生在《如果文學很簡單》裡除了分享對創作與閱讀的所見所聞,也提及了他參與文學獎擔任評審的心得。去年他擔任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的決審評審,在過程中表達了對近年鼓吹影視化、IP(Intellectual Property,智慧產權)的擔憂。

當時的他指出入選的作品「很像創投案的本事,或故事大綱,完全沒有血肉,讀起來非常空洞。」也表示,「即使(文學作品)要影視改編,也需要有很強的基礎寫作與閱讀訓練,否則會忽略許多事情,譬如角色背後的心理刻畫、人物的塑造、環境與空間的細節等。」

這次受訪,郭強生進一步表示目前文學創作與影視化、IP相互削減的現況不加以留意,日後的問題可能更為棘手。

郭強生指出,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行之有年,本身從來就不是問題。電影導演若有文學素養或是平時養成閱讀的習慣,看到令他感動的作品,當然能夠以影像的形式處理。但他表示,台灣目前發展的方向,好似導演不必在書海中挖到屬於自己的寶,只需文化部提供幾個影視IP就可開拍。

郭強生指出,文學作品改編為影劇作品的過程,是需要經由導演閱讀後發酵醞釀而成。如今若是省去了這個過程,導演直接接受影視平台提供的內容,能否改編與拍攝出好的電影作品,他持保留態度。他指出台灣對影視化、IP參考的參考對象為韓國以及好萊塢的產業模式,但他提醒這樣的做法是否符合台灣的產業結構值得深思,「台灣不能見到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就只想著要仿效」。

對於韓國影視產業如今在國際舞台大放異彩,郭強生分享當年他在紐約求學時,察覺到戲劇、美術相關科系求學的亞洲學生寥寥可數,但這當中最多的亞洲學生即來自韓國,且遍布電影、戲劇、美術相關科系。當時的郭強生納悶為何有這麼多的亞洲學生來自韓國,後來見到韓國的影視產業開花結果時,使他明白這其中的道理。「這就跟文學創作一樣,都是有基本功和門檻在,需要社會投入相關的人力、資源和時間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