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孤絕之島》：在死去與活者的未來，勾勒出那些幽微的、掙扎的、複雜的生存境遇

文：葉秋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文學碩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學士。現職出版社編輯，閒時讀書寫字，著有散文集《綠皮火車》）

孤絕的境地，是萬籟俱寂，是濃霧鎖城，是安哲羅普洛斯《霧中風景》兩姊弟走在那段潮濕路上的鏡頭——眼前什麼都沒有，伸出手指，什麼都看不見。

一切好像沒有盡頭。

人生中許多遭遇是被捲入的，疫症也是。同為地球公民，無論是台灣、香港、柏林、紐約⋯⋯無論身處任何地方，幾乎躲無可躲。《孤絕之島》這本書凝聚了三十四位華文作家的創作，肉身坐困愁城，文字卻終於飄洋過海集結於一地出版。主編黃宗潔在編者語末段勾起一絲盼望：「大疫如一場不會醒的夢，仍在發酵與持續中。我們每一個人，都共同捲在這集體的真實夢境裡，朝向不可知的未來。但願醒來時，能發現我們是彼此的親愛。」

俗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在瀕死與未死的狀態之間吊著，在死去與活者的未來，《孤絕之島》勾勒出那些幽微的、掙扎的、複雜的生存境遇，不只僅僅如此，背後隱藏著更多你無從想像的時代背景在牽引，作家挖出的就是表層底下的幽微、深層思考，正如在二〇一九年的香港，口罩曾用作「保護」身分。後來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症來襲，人人戴上口罩，當時禁蒙面法仍然生效。因此，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身分、政治、空間、城市等種種與疫情相關的概念？

不是死亡才有召喚力，「魔鬼藏在細節中」，一場疫症令人重新思考對自由和生存的渴望（或嫌棄）。疫症不單純只是疫症，正如公共衛生議題緊緊扣連著政治，封關／不封關、清零或共存，每座城市背後都有自己的算盤。甚至某些地方以國家之名——縫上你的嘴巴。

這本文學合集結合來自五湖四海的創作者，寫作無界域，人人織出自己的時代背景和疫年思考。確實，不同面向、角度的觀察，文章帶來的深度不一，有人寫時代的表層，聚焦在疫症時代片刻或個人生活，也有寫出整個時代的弔詭，個人生命與社會時代的張力、拉扯，細細描述這場夢中風景。每篇文章都是一個切口，大至時代小至個人，照見彼此當下的生存面相。

讀洪昊賢〈歡樂時光〉，敘述語調令我想起王家衛電影《春光乍洩》裡的獨白。敘述背後的沉落，一個像從來沒存在過的丹尼爾，一點一滴地銷聲匿跡⋯⋯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黎耀輝與何寶榮的Happy Together，最終根本就不Happy。所以洪昊賢的〈歡樂時光〉，也不帶一絲歡樂。但他道出了一種港人非常熟悉的「Be water」形態，丹尼爾之所以會隨時銷聲匿跡，是因為預先察覺到城市的消融：「丹尼爾始終像一個隨時準備離開的外來者，觀察著這座城市的漩渦。他騎著摩托車，鑽進每個隱密的角落。

他形容自己像一隻老鼠，穿梭在城市中，慢慢他發現，一座城市其實是兩座甚至幾十座城市偶爾碰撞出來的結果。」疫情蔓延城市裡Foodpanda外賣員像湧出來細胞不斷滋生，讀起來丹尼爾很「local（香港）」，如水一般的流動，從阿根廷回來後撞見疫症便跑去送外賣，滿足了生活基本需求錢存夠了隨時可以離開。

洪昊賢用一種魔幻現實的手法將丹尼爾的身影套在這座城市，最終發現丹尼爾並沒有什麼特別他只是其中一個人，而你從這個人的身上，照見支離破碎的城市倒影。丹尼爾的機動性背後也代表了空間的不穩定性——當離散成為日常，人沒有太多選擇。「他靜靜地計畫著一切，不曾和任何人道別，也不渴望任何重逢。如果沒有意外地碰到他，我想他這輩子都不會主動聯絡我。」

翻到潘國靈〈役年．疫年——窗外．窗內〉，更是字字珠璣，讀來不無驚心。二〇一九年始起的戰役因著COVID-19襲來戛然而止，如潘所寫，「如果有什麼物件，將二〇一九與二〇二〇緊密相接，那在我城，必然是口罩無二。」分為八節的小說，每一節緊密扣連著個人與時代、役年與疫年兩大主題。任誰都記得荒誕的起源，「如果時空也有旋律，在我城，『抗爭年』滑向『抗疫年』，方才沸騰，忽然沉落，兩段旋律分明迥異，急劇變調卻又相互糾纏。」讀來小說也像奏起了八段節奏相近、音符密集又詭異的城市變奏曲，說城市也指涉著世界，正如香港戰役中的「We Connect」最終也是連結起全球華人追求自由民主的共同體。

但自從COVID-19降臨，城市硝煙四起忽然熄滅，我城走上抗疫之路，也是主角「我」在延宕康復與康復之間拉扯的重要時間點，「當康復之路駛向遺忘，我應該加速，還是儘量延遲。當復原等於沒了感覺，我應該放棄你，還是放棄自己。」此處既指情感，也包含對社會的隱喻。「我」一邊觀察城市轉變、社會運動的起起落落，一邊撿起自己內心深處的創傷碎片，個人與集體的交融、碰撞，使得小說語調讀來帶點憂傷卻又不乏清晰思考。潘國靈抓緊時空與個人緊密交織之處，敘述一個關於創傷與消亡（城市與個人）的故事，當中融入個人對社會運動、疫情、種族、階層、情感等不同思索。

疫症蔓延甚廣，哪裡都可以是病毒隱身之所，打破時空地域種族階層，只要同處一城，最終也是避無可避。如果說洪昊賢〈快樂時光〉從一個人的身上照見時代，潘國靈〈役年．疫年——窗外．窗內〉則寫出一種時代與人之密不可分、互相交纏的狀態。在這段密集時間區塊每天發生許多事情，包括「我」的生命中既住著揮之不散的舊人，也出現新的女子，所以小說中兩個「你」都分別拉扯著「我」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