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刺的是,口口聲聲「均富」的蔣經國,卻一手打造出龐大的「恩庇侍從機制」

諷刺的是,口口聲聲「均富」的蔣經國,卻一手打造出龐大的「恩庇侍從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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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蔣經國常在日記中感嘆農民生活的貧苦,卻故意迴避這種現象正是他實施的經濟政策所造成的。

抗戰勝利後,蔣經國終於有機會到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實現其「進步主張」。他奉命到上海「打老虎」,蔣介石說「經國是可以承擔此一任務的唯一人選」。有趣的是,「打老虎」一說,也是鄧小平的口頭禪,尤其是在其執行三反五反和公私合營政策時,鄧小平經常用這個詞語來威懾資本家和商人。

蔣經國帶子弟兵——戡亂建國第六大隊來到上海,他解釋說將只會針對想發「戰爭財」人士有所行動。之後,他複製在蘇聯所學到的方法,藉由攻擊富豪和中產階級商人來對社會進行改革,同時要求所有商品價格必須低價,以獲得無產階級支持。他不惜拿孔宋家族和杜月笙等上海聞人開刀,讓上海灘人人為之膽寒。他躊躇滿志地聲稱,他的目標不只是控制物價,還要終結全國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註1)

但由於舊體制積重難返、高層阻力太大,蔣經國在上海的任務歸於失敗。他發表聲明,承認其政策失敗、向上海市民道歉。他的特務能夠抓捕資本家,卻不能控制物價。一九四八年冬,上海物價在短短三個月內漲十倍以上。中央銀行印製所日夜趕工,印製已不值錢的金圓券。國民政府經濟崩潰是戰敗的重要原因。

多年以後的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蔣經國在立法院作施政報告時,對當年「上海打虎」的失敗有一定程度的反思:「經濟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問題,經國於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在上海曾經從事經濟管制工作,很坦白地向各位委員先生報告,工作是失敗的。」他承認,失敗的原因很多,但他得到的最大的一個教訓是:

經濟的問題一定要照經濟的原理、經濟的辦法來解決,而不能用政治的辦法來解決。(註2)

蔣經國說:「今天我們如果用經濟的原理、經濟的辦法來解決台灣的經濟問題,我相信台灣經濟一定會欣欣向榮,使國家邁向經濟發達的大道上去。」但是,經濟的原理、經濟的辦法有很多,最粗略地分就有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或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或偏向國家管制、大政府的凱因斯學派與偏向自由市場、小政府的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米塞斯-海耶克學派),兩者的爭論從二十世紀中葉一直延續至今。

蔣經國沒有明確指出他偏向哪一邊,但從他的若干政策和做法來看,他偏向前者。

很多人以為,國民黨在台灣實行的就是市場經濟,其實國民黨經濟政策緣於民生主義之「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台灣在一九四九年仍是典型的計畫經濟體系。孫文不是原創性的思想家,其三民主義東拼西湊,其中的民生主義既有社會主義成分,也有來自儒家的「均富」思想,國民黨卻奉為聖旨。

孔子的政治經濟思想的核心就是「均富」。儒家的仁政以富民為先,孔子反對大貧,亦反對大富,他說:「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至以驕、貧不至於約。」又說:「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此即董仲舒所謂「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之意。

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即孔子的富民政策,非求生產的增加,而是求分配的平均。《禮記・王制》中嚴格規定農業的生產規模,富人家的糧食儲備不能超過九人的食量,對於多餘農產品的買賣亦有詳細限制。歷史學家薩孟武指出:「統制太甚,人民實難忍受。」王莽改革之失敗就是太過根據《周禮》,學者亦認為「王安石以《周官》亂宋」、「王安石以《周官》泉府一言禍宋」。因為官吏不得其人,統制徒供官吏舞弊之用。儒家的道德觀念可深入人心,其政治經濟思想卻難以實行。(註3)

史學大師余英時晚年在回憶錄中,反思儒家思想與共產主義的共通性,認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

首先是儒家特別注重「均」的概念,從觀念發展到制度化,後世便有「均田」、「均稅」、「均役」等措施。平均主義思想在中國一方面源遠流長,一方面無孔不入,為中國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奠定了一種心理基礎,因而才有一拍即合的效應。一般而言,「士」階層中人是極端同情貧民而鄙視富人的。

其次,儒家另一有極大影響的價值觀是關於「公」和「私」的尖銳對比。士大夫一向都強調「公」是善,「私」則是惡。因此,儒家沒有產生清教秩序中保護私有財產的觀念。近代提倡改革的康有為寫《大同書》,而主張革命的孫文也宣揚「天下為公」四個大字,這又構成了清末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理想的一種背景。(註4)

蔣經國亦不能自外於此一近代思潮,歷史學者林孝廷指出:「持平而論,蔣早年受到社會主義與計畫經濟思維的洗禮,到了晚年,他對於許多重要的財經與民生議題,有著近乎執著的堅持,傾向於把經濟政策與實踐放在『道德』天秤上來衡量,這就讓他與麾下若干財經官員之間發現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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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在多次講話中都強調「均富」概念。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蔣經國在中興新村說:「我們的經濟政策是建設均富的社會,一切以大眾的利益為出發點。」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立法院作口頭報告時,蔣又說:「建設均富安和的社會,增進全民之福祉。」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蔣在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政治報告中,將「均富」說成是「民生建設和國民經濟的指標」:「我們今天民生建設和國民經濟的指標——均富,就是要於富中求均,於均中求富,均和富沒有先後,而必須同時並舉,……自由基地社會貧富的所得級距,最高百分之二十與最低百分之二十之間,二十年來,已由十五與一之比,縮短到了四點四與一之比。循此漸進一定會走上民生主義的盛軌。」

直到一九八七年十月十日,在《國慶祝詞》中,蔣仍強調說:「經濟上一追求均富、繁榮、富足為標準。」

蔣經國對「均富」念茲在茲,還跟他在蘇俄工廠和農村的生活經歷有關,他曾到莫斯科郊外最窮的石可夫村「掛職鍛煉」數月,睡木板床,吃的只有洋芋、黑麵包和鹽,幹重體力活,他曾自述:「在俄期間,我曾經在極端的苦痛中過活,亦接觸了無數可憐的貧窮的人們,所以在實際的生活中,養成了同情社會上窮苦人群的習性。」(註5)

然而,「均富」只能是蔣經國的一種刻意在公眾面前呈現的道德立場。在台灣的計畫式自由經濟體制下,不可能實現均富,只能採取某種政策縮小貧富差距。如果用政治力量強制達到均富,其結果只能是破壞社會生產力。(註6)換言之,均富的結果只能是均貧。

蔣經國常在日記中感嘆農民生活的貧苦,卻故意迴避這種現象正是他實施的經濟政策所造成的。國民黨對農民的政策比共產黨溫和,但本質上是一樣的:長期以來,台灣當局確立「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方針,但在五○、六○年代,實際上是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根本無從談起。有學者稱之為「發展的榨取」,一直到一九六五年第三期四年計畫完成後,農業的困難逐漸顯露,當局才開始亡羊補牢。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對獨立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從不友善。過去,左翼學者認為南京政府建立在一個新的社會基礎——上海銀行家和城市的實業、商業資產階級以及農村的地主——之上。但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事實上,南京政府的特點是竭力從政治上使城市資本家俯首聽命,並從現代經濟中榨取最多利益。南京政府無窮無盡的財政要索,以及對黑社會組織的利用(驅使黑幫綁架資本家及其家人,索取高額贖金),弱化了資本家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南京政府同資本家的關係足以說明,資本家或其他城市社會階級充當不了國民黨的政治基礎。南京政府主要依賴它的軍事力量。國民黨政府是一種專制政權,這個政權對城市社會團體是力圖孤立和控制它們,而不是收買它們。(註7)

所以,一旦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崩潰,它在城市就再也沒有任何支持者。

國民黨到台灣之後,經過初期的血腥鎮壓而站穩腳跟,依靠美國援助初步讓社會脫貧,然後就迎來一九六○至一九八○年代的經濟騰飛。台灣的「經濟奇蹟」被視為第三世界發展的成功典範。

其實,「台灣奇蹟」並沒有太多稀奇的地方,蔣經國時代的台灣基本符合發展型國家的特點:首先,國家享有相對的自主性,也就是政府官僚的決定,不太會受到民間的挑戰和干擾,這與這些國家在戰後都是威權體制的特性有關。其次,國家的工業發展政策是選擇性,而非全面性的與私人資本合作。通常是透過挑選勝利者而處罰失敗者的作法,來引導經濟發展的方向。再者,政府以租稅政策幫助策略性產業等方式,來指揮私人資本的種種活動與行為,讓民間資本從事規模擴張和出口,而刺激政體經濟的發展。(註8)

具有諷刺性的是,口口聲聲「均富」的蔣經國,卻一手打造出一個龐大的「恩庇侍從機制」。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駕馭市場」的角色,在威權統治的歷史背景之下,少數國有企業與民營大型企業在「贏家欽定」(非市場決定)的國家政策,以及侍從主義的政治經濟利益交換過程中,享有國內市場保護、壟斷或寡占的市場位置,學者陳師孟稱之為「黨國資本主義」,與趙紫陽在軟禁中提出的「權貴資本主義」概念頗為相似。

趙紫陽所否定的「權貴資本主義」,正是中共官方宣揚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澳大利亞資深記者羅旺・卡立克諷刺地指出,實際上所有的國有資產都是黨的資產,黨是「帶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個現象的最大贏家,而在中國的「侍從恩庇」體制之下,中產階級沒有民主訴求,反而成為共產黨最忠實的支持者,因為他們是現狀下主要受益人。(註9)

直至今日,台灣的富豪排行榜上,除了近年來加入「紅色供應鏈」而暴富的郭台銘、張聰淵等人,以及若干高科技(半導體業)企業的創辦人或控股人之外,占多數名額的仍是與恩庇侍從體制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企業與企業主,如國泰金控的蔡宏圖和蔡政達兄弟、富邦金控的蔡明忠與蔡明興兄弟、石化業巨頭長春集團創辦人林書鴻及兒女鄭正和、鄭信愛等。

在蔣經國時代,發展型國家與威權體制共構,形成專斷的政治領導、財經官僚行政,以及透過軍人維持秩序的三位一體制。這使得包括商業資本在內的社會團體被壓抑,難以影響產業決策——這跟南京政府時代頗為相似。此一體制導致在戰後台灣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快速成長,市民社會卻非常虛弱。

不過,台灣的國家機器具有「鑲嵌式的自主性」,卻又在相當程度上保持市場經濟的活力,並未像中國政府那樣淪為赤裸裸的攫奪性政權、啃噬經濟發展的絕大多數成果,台灣民眾多少享用到經濟成長的果實。但直到市場轉型與政治體制開放之後,才出現社會經濟及分配正義的結果。(註10)

註釋

  • 註1:陶涵,《蔣經國傳》,頁169。
  • 註2: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頁390。
  • 註3: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頁8-9。
  • 註4: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頁49-50。
  • 註5:蔣經國,《蔣經國自述》,頁46。
  • 註6: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頁391。
  • 註7:帕克斯・M・小科布爾(Parks M. Coble, Jr.),《上海資本家與南京政府(1927-1937)》,(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5年,頁21。
  • 註8:李宗榮、林宗弘主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7年,頁53。
  • 註9:羅旺・卡立克,《我是世界最大黨:誰在統治及如何統治中國》,頁17、頁84。
  • 註10:李宗榮、林宗弘主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頁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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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