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刺的是,口口聲聲「均富」的蔣經國,卻一手打造出龐大的「恩庇侍從機制」

諷刺的是,口口聲聲「均富」的蔣經國,卻一手打造出龐大的「恩庇侍從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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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蔣經國常在日記中感嘆農民生活的貧苦,卻故意迴避這種現象正是他實施的經濟政策所造成的。

直到一九八七年十月十日,在《國慶祝詞》中,蔣仍強調說:「經濟上一追求均富、繁榮、富足為標準。」

蔣經國對「均富」念茲在茲,還跟他在蘇俄工廠和農村的生活經歷有關,他曾到莫斯科郊外最窮的石可夫村「掛職鍛煉」數月,睡木板床,吃的只有洋芋、黑麵包和鹽,幹重體力活,他曾自述:「在俄期間,我曾經在極端的苦痛中過活,亦接觸了無數可憐的貧窮的人們,所以在實際的生活中,養成了同情社會上窮苦人群的習性。」(註5)

然而,「均富」只能是蔣經國的一種刻意在公眾面前呈現的道德立場。在台灣的計畫式自由經濟體制下,不可能實現均富,只能採取某種政策縮小貧富差距。如果用政治力量強制達到均富,其結果只能是破壞社會生產力。(註6)換言之,均富的結果只能是均貧。

蔣經國常在日記中感嘆農民生活的貧苦,卻故意迴避這種現象正是他實施的經濟政策所造成的。國民黨對農民的政策比共產黨溫和,但本質上是一樣的:長期以來,台灣當局確立「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方針,但在五○、六○年代,實際上是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根本無從談起。有學者稱之為「發展的榨取」,一直到一九六五年第三期四年計畫完成後,農業的困難逐漸顯露,當局才開始亡羊補牢。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對獨立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從不友善。過去,左翼學者認為南京政府建立在一個新的社會基礎——上海銀行家和城市的實業、商業資產階級以及農村的地主——之上。但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事實上,南京政府的特點是竭力從政治上使城市資本家俯首聽命,並從現代經濟中榨取最多利益。南京政府無窮無盡的財政要索,以及對黑社會組織的利用(驅使黑幫綁架資本家及其家人,索取高額贖金),弱化了資本家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南京政府同資本家的關係足以說明,資本家或其他城市社會階級充當不了國民黨的政治基礎。南京政府主要依賴它的軍事力量。國民黨政府是一種專制政權,這個政權對城市社會團體是力圖孤立和控制它們,而不是收買它們。(註7)

所以,一旦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崩潰,它在城市就再也沒有任何支持者。

國民黨到台灣之後,經過初期的血腥鎮壓而站穩腳跟,依靠美國援助初步讓社會脫貧,然後就迎來一九六○至一九八○年代的經濟騰飛。台灣的「經濟奇蹟」被視為第三世界發展的成功典範。

其實,「台灣奇蹟」並沒有太多稀奇的地方,蔣經國時代的台灣基本符合發展型國家的特點:首先,國家享有相對的自主性,也就是政府官僚的決定,不太會受到民間的挑戰和干擾,這與這些國家在戰後都是威權體制的特性有關。其次,國家的工業發展政策是選擇性,而非全面性的與私人資本合作。通常是透過挑選勝利者而處罰失敗者的作法,來引導經濟發展的方向。再者,政府以租稅政策幫助策略性產業等方式,來指揮私人資本的種種活動與行為,讓民間資本從事規模擴張和出口,而刺激政體經濟的發展。(註8)

具有諷刺性的是,口口聲聲「均富」的蔣經國,卻一手打造出一個龐大的「恩庇侍從機制」。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駕馭市場」的角色,在威權統治的歷史背景之下,少數國有企業與民營大型企業在「贏家欽定」(非市場決定)的國家政策,以及侍從主義的政治經濟利益交換過程中,享有國內市場保護、壟斷或寡占的市場位置,學者陳師孟稱之為「黨國資本主義」,與趙紫陽在軟禁中提出的「權貴資本主義」概念頗為相似。

趙紫陽所否定的「權貴資本主義」,正是中共官方宣揚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澳大利亞資深記者羅旺・卡立克諷刺地指出,實際上所有的國有資產都是黨的資產,黨是「帶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個現象的最大贏家,而在中國的「侍從恩庇」體制之下,中產階級沒有民主訴求,反而成為共產黨最忠實的支持者,因為他們是現狀下主要受益人。(註9)

直至今日,台灣的富豪排行榜上,除了近年來加入「紅色供應鏈」而暴富的郭台銘、張聰淵等人,以及若干高科技(半導體業)企業的創辦人或控股人之外,占多數名額的仍是與恩庇侍從體制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企業與企業主,如國泰金控的蔡宏圖和蔡政達兄弟、富邦金控的蔡明忠與蔡明興兄弟、石化業巨頭長春集團創辦人林書鴻及兒女鄭正和、鄭信愛等。

在蔣經國時代,發展型國家與威權體制共構,形成專斷的政治領導、財經官僚行政,以及透過軍人維持秩序的三位一體制。這使得包括商業資本在內的社會團體被壓抑,難以影響產業決策——這跟南京政府時代頗為相似。此一體制導致在戰後台灣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快速成長,市民社會卻非常虛弱。

不過,台灣的國家機器具有「鑲嵌式的自主性」,卻又在相當程度上保持市場經濟的活力,並未像中國政府那樣淪為赤裸裸的攫奪性政權、啃噬經濟發展的絕大多數成果,台灣民眾多少享用到經濟成長的果實。但直到市場轉型與政治體制開放之後,才出現社會經濟及分配正義的結果。(註10)

註釋

  • 註1:陶涵,《蔣經國傳》,頁169。
  • 註2: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頁390。
  • 註3: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頁8-9。
  • 註4: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頁49-50。
  • 註5:蔣經國,《蔣經國自述》,頁46。
  • 註6: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頁391。
  • 註7:帕克斯・M・小科布爾(Parks M. Coble, Jr.),《上海資本家與南京政府(1927-1937)》,(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5年,頁21。
  • 註8:李宗榮、林宗弘主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7年,頁53。
  • 註9:羅旺・卡立克,《我是世界最大黨:誰在統治及如何統治中國》,頁17、頁84。
  • 註10:李宗榮、林宗弘主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頁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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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