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時代革命》:堅持「和理非」比較文明,還是「因應回擊」也是一種文明?

【影評】《時代革命》:堅持「和理非」比較文明,還是「因應回擊」也是一種文明?
Photo Credit: 《時代革命》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若我們再細想,《時代革命》真的讓鏡頭前的受害者真正說出故事了嗎?也許「不完全」,因為他們還得要匿名、馬賽克、逃亡與監禁。也許要等到外在政治環境的安全和內在壓迫的舒緩後,能夠不恐懼地鏡頭露面,才代表著真正的「說」。

文: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

你可曾看過一齣電影,裡面大部份人的臉都被馬賽克掉?片尾呈現的製作與參與團隊,人員名字幾乎全部是假的?而且你會驚訝於,電影裡露臉說話的許多人士,今天都已經在牢獄之中?

這部電影,是一部時代的紀念片——《時代革命》。片中的偽裝與扭曲,是為了在《(香港)國安法》的壓迫之下,保護每一位勇敢的「香港人」(Hongkongers)。

2019年6月起,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從二百萬人的遊行、街頭「Be water」的抗爭、或於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的佔領、到2020年初武漢肺炎的限聚令而使遊行示威的消聲匿跡、又到2020年6月《國安法》致使許多抗爭者被捕或迫使離開香港……

《時代革命》按照時間軸,分成九個章節,藉「跟拍」手法,跟隨一個又一個平凡的大人物與偉大的小人物,讓我們從「威權的不公與權力的濫用,促使人民必然為自由作出反抗」這個視角,一瞥「香港」這個時代的樣貌。

如果一心只想煽動情緒、挑起仇恨,導演周冠威大可以在紀錄片中加入巨量的「名場面」,就是那些在2019年日日夜夜於網路上廣傳的「黑警警暴」畫面。

然而,我的觀影經驗是導演周冠威只放了極少量的「名場面」——這也許回應了一些只從「就算『藍絲』用暴力,但『黃絲』中也有很多激進暴徒行為」角度來評擊此電影不客觀的觀點(想看「藍絲角度」電影,中國CCTV的報導就滿滿是了!)——甚至,導演放了不少抗爭者如何組織抗爭、破壞了甚麼、為了甚麼而去破壞、抗爭過程中的意志與思考、事後的辯論與檢討。

如此,即使是最支持「反送中」運動的觀眾,也必須在觀影時重新回憶、經驗、思考抗爭中每一個環節,他人與自我的立場,以及抗爭該如何走下去。

「威權的不公與權力的濫用,促使人民必然為自由作出反抗」

和平主義者,包括所謂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人士,一般在受到攻擊之下,仍然堅持「身體力行,以身作則」,絕不對暴力還擊。這種「對方很爛,但我們一點都不可以爛」的理想道德感是十分值得贊許的。

《時代革命》裡的「勇武派」不甚認同這個觀點,他們實行以武力回應。記得片中的一位說道,當政權的不公義已經先破壞了法治,還要求人民服從這套歪理,那麼人民所作的回擊即使是暴力的,就此情境下也早就變得合理。

我試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思考:到底堅持「和理非」比較文明,還是「因應回擊」也是一種文明?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933年一封給愛因斯坦的信件中,認為戰爭是不可能消失的,人類內在被壓抑的攻擊性,一定會在集體的層面,以大大小小的戰爭回返。原因在於,文明本身就是對攻擊的壓抑的一個結果,而人類思想與道德越「文明」,就代表攻擊越被壓抑。

如此,我們可以說:為了保持文明,對攻擊的回返作出某種應對,是必要的。理由很簡單,即為了保持文明,我們不可能任由攻擊摧毀文明。

我們越想走向民主(文明),專權就越會反對(攻擊回返),這時候,其實有別於一般人認知的「心理學都是同理、溫和、接納」的印象,精神分析可能會說:「和理非,有時候是沒有用的。」

精神分析師Edward Glover就順著佛洛伊德向愛因斯坦的回信,馬上提問:為何人們無法「以戰停戰」(war to end war)?為何和平主義者的行為,反而帶來更多戰爭?[1]

——按照精神分析的觀點,事實上,導向和平組織(愛)及驅使戰爭(恨)的心理能量,是同一種。當中有一個平衡(balance)存在:攻擊(恨)在意識上轉化為和平(愛),保護人我,這代表恨能被愛潛抑,彼此都把恨導向自己。

問題是,在戰爭中,B攻擊A,而A想當一個和平主義者,就代表A繼續把恨導向自己。這時候,平衡就被打破,而和平主義者A在不知不覺中,由於沒有動用自己的愛恨同源的那股力量去克制(潛抑)B的惡,這將使得A自己被摧毀,而B的恨則會成為主流價值。

同理,面對政權的不公、權力的濫用,這個從至高處下坍的暴力(政治戰爭),不也需要相對的回應?以(對愛、文明、法治的要求)戰停(對恨、野蠻、人治的擁護)戰,展開一場夠好的抗爭(a good enough revolt)。

時代革命25日全台上映
Photo Credit: 時代革命提供

想「說」的不能說,能「聽」的無能聽?

「受難故事可以『說』了,但我們有能力『聽』嗎?」,這句話出自促轉會前專委彭仁郁,就「二二八」創傷事件及後續白色恐怖時期的專訪 [2]。

二二八也許對大多數(尤其是年青)人而言都很遙遠,但2019年的「反送中」應該夠近了吧?《時代革命》紀錄了這些在場的受難者的故事,但我們有能力聽嗎?

一位跟我同樣身處台灣、當年只能遠看著香港的朋友C說:他不敢看,他怕太影響心情。就像他的另一位朋友D,看到一半就哭著離場,承受不住。

然而,一開始C他並不是這樣說的!他最初是問:「這電影值得看嗎?」彷彿我們在討論這是甚麼商業電影,導演拍得如何、演員功力怎樣……後來他又說:「如果看了心情很糟,就會影響工作效率,最近我在忙。」在旁同樣關切香港問題的另一名朋友E,在之前的金馬影展時已經看完《時代革命》,但他反常地一臉冷漠,說不出什麼觀影感受。

讓我們認清一個事實:許多人,還在這個(替代性)創傷裡,不只沒能力「聽」,就連「說」也有困難。那些不自然的反應、突兀的表情,都代表著自我在創傷面前(或是被創傷籠罩時)只能厚重地自我保護著,暫且置身事外。

若我們再細想,《時代革命》真的讓鏡頭前的受害者真正說出故事了嗎?也許「不完全」,因為他們還得要匿名、馬賽克、逃亡與監禁。也許要等到外在政治環境的安全和內在壓迫的舒緩後,能夠不恐懼地鏡頭露面,才代表著真正的「說」——然而,如果我們其他有能力「聽」的人,也不敢或不想去「聽」,又如何能等到哪天香港人真正的「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