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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臭與芬芳》:「牢籠」兩字,似乎比狗窩更能恰如其分地形容窮人發臭的住家

《惡臭與芬芳》:「牢籠」兩字,似乎比狗窩更能恰如其分地形容窮人發臭的住家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以嗅覺與氣味作為主題,哪怕是在今天,都還稱得上是極為新穎的主題,尤其在啟蒙時代之後,一般認為『視覺』已經成為五官中位階最高者,其他五官重要性相對下降,嗅覺更時常被視為是原始、甚至近乎野蠻的感覺體驗。但柯爾本在1982年便完成這部作品,確實堪稱大膽前衛。」──涂豐恩,「故事StoryStudio」創辦人

所以當時人們以為是懶惰蟲的可恥行徑,其實大多是「處在不健康的居住環境裡,有害空氣導致的……身體虛弱無力」。醫生和衛生專家於是異口同聲呼籲,要給窮人足夠的空氣。通風與除臭成了經濟上的必要選項。法國病理學教授安德拉(Gabriel Andral)、路易醫生(Louis)、醫學教授布洛德(Jean-Baptiste Bouillaud)、書梅爾醫生(Auguste Francois Chomel)等許多人都提出各種觀察所得,希望能估算出工人們龍蛇雜處的群居行為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婦產科醫生波德洛克(Jean-Louis Baudelocque)認為瘰癧症(scrofule)的病因就是它。霍亂病原的研究也確認:「重症者與居住地的狹小之間(存在著)一致性。」或許正是因為居住空間的狹小,瘧疾才具有「傷寒性腸胃炎(typhohemique)與致命的特性」。維勒梅則多方強調,瘧疾在附傢俱的出租房之殘酷暴行。最擁擠的地方就是最危險致命的地方。

在量測空氣更新之程度,也就是預防臭氣危害累積這方面,嗅覺的地位仍舊高於物理器具。只是,跟在公共空間一樣,屋內的照明亮度也逐步地改善,這個大變革將使得視覺在這個問題上,具有無人能質疑的絕對優勢。波德洛克還觀察到了,陰暗的地方容易導致人體軟弱無力、浮腫虛胖、肌肉鬆弛,因為缺乏陽光照射使得人體循環變慢,導致可怕的少女萎黃病(chlorose)出現。

瑞士文史大家斯塔羅賓斯基(Jean Starobinski)就特別強調了少女萎黃病給人帶來的想像意涵。陰暗讓夜行動物變得憂鬱又陰險,而混沌可疑的光會同時摧殘身體健康、工作能力與性慾。米什萊再三重申,身為丈夫的任務就是生育子嗣,同時為年輕妻子「帶來美好家居生活的喜悅」。

勞動階層缺乏衛生觀念,還有他們身上的強烈汗臭,長久以來都是文學上常見的題材,好比說唐吉訶德忠實的隨從潘薩(Sancho Pança),猜想杜爾西內婭(Dulcinée)腋下散發濃濃異味就是一例。盧梭那個時代的文人,對這方面的譏諷砲火也同樣猛烈。我們看見了,從杜赫到梅西耶對來自鄉村的髒汙,汙染了城市而感到憤怒。鄉野僻壤同樣也免不了砲火的抨擊。

早在一七一三年,拉馬奇尼就直指,離水肥太近會對身體造成危害,更危險的是,黃麻加工的漚麻工序。在普利斯特里,特別是英格豪斯的發現尚未被廣泛接受之前,連在樹下多做停留都會讓人心生畏懼,因為這些危害很可能與土壤的有害氣體混雜,最後造成農工的死亡。施肥導致菜園裡的空氣變臭,於是菜園的空氣也變得具有危害。跟沼澤一樣,鄉間村落也會產生有毒的瘴氣。

這一切的一切都將我們拉離茱莉的花園與盧梭的夢幻仙境。這兩種對鄉野的表述方式,乍看之下,好似對立,實則交纏;這種敵對的態勢恰好呈現出下個世紀,百年來人們對鄉村的遐想。眼下的矛盾對立只是表象。盧梭與其門下弟子詠嘆的鄉野,一片氤氳裊裊,未受村莊與農民群居的惡臭侵擾,只有春天花卉的香風習習。總之,這是一片為了獨居而生的鄉野,除了偏僻的農園、風車、木屋,頂多再加上路過的小村莊,或短暫交錯的牧人,旅行者幾乎聞不到任何異味。

這類關於農民與鄉野生活的詩情畫意意象,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浪漫的旅行,特別是那些刻板的既定印象,讓這種鄉野情懷能夠存續下去。每日行醫,與病患接觸,嗅覺與觸覺帶來的是潛藏威脅的警覺。但視覺不同,視覺的美是可以遠遠地去感受的,因而不致衍生出嫌惡感,藝術家的畫筆可以輕易地將現實轉化象徵。

然而,很快地鄉間小鎮便被拿來當作反面教材,與沐浴乙太純淨之光的山頂做對照,它的光環於是變得黯淡。密集人群散發的氣體在山谷深處醞釀發酵。旅行者被警告不該離開山坡上的小徑。奧伯曼避開低窪地,貝納西斯醫生(Dr. Benassis)則努力地想剷除之。剷除行動並不是全然癡人說夢:早在一七五六年,本來被霍華德視如蠻夷的英國卡丁頓村(Cardington)村民,他們住的「泥草屋」,就成功地被他改造成明媚的農舍。

菲佛按照字母順序一一列出巴爾札克對農民身上味道表現出來的嫌惡之情。下面就是一個例子:「兩位大街上的常客,穆施(Mouche)和傅順(Fourchon),如果他們在街上待得久些的話,身上濃烈又粗野的臭味會飄進屋內的餐廳,纖細敏感的蒙寇內夫人(Mme de Montcornet)也只好出門暫避了。」

的確,巴爾札克撰寫《鄉村醫生》(Le Médecin de campagne, 1833)和《農民》(Les Paysans, 1844)的時候,村莊潛藏染疫威脅這個議題,已經是學術研究持續多年的題材泉源。任何一個農業郡縣的保健委員會所公布的報告,任何一篇以農民生活環境為題的醫學論文,任何一份在七月王朝或第二共和時期(IIe République)完成的調查清冊,無不大力抨擊農村的衛生窘況。此外,這個時期的社會史研究主題也全都鎖定法國農村,專注於這些抱怨批評之上。我個人就寫了大約二十幾頁的文字,專論十九世紀利穆讚區農民衛生條件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