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悲情城市》：侯孝賢面對歷史傷痕最溫柔敦厚的姿態，在動盪中失語的人重新被「賦權」

文：Catherine

「歷史的動力會把所有的一切捲入它的漩渦中去的 ⋯⋯ 你一個人袖手旁觀恐怕很無聊吧？我很同情你，對於歷史的動向，任何一方面你都無以為力，縱使你抱著某種信念，願意為某方面盡點力量，但是別人卻不一定會信任你，甚至還會懷疑你是間諜，這樣看來，你真是一個孤兒。」 ──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每年逢時必重溫的《悲情城市》總是使我感動，並嘆其真為「台灣人的故事」。

侯孝賢透過一個大家族的經歷，道出戰後台灣的歷史故事，反映了其為「亞細亞的孤兒」之處境，「二二八事件」作為「歷史的動力」，把台灣土地上潛藏的省籍衝突、身份認同問題、與國族意識混亂全都捲進漩渦中，然而即便作為二二八事件的「代表電影」，《悲情城市》卻並未直接地將此「動力」呈顯於螢幕上，反而透過一種二手、間接的見證與凝視，使褪色的歷史與其中消逝的人們，在多年後重新顯影。

我想那是侯孝賢面對歷史傷痕最溫柔敦厚的姿態，在動盪中失語的人、在歷史中被忽略與噤聲的人、在局勢的框構中被割裂、遺落的人，他們在這座「悲情城市」中重新被「賦權」（empowered），而他們的故事也在電影的景框中存在，「孤兒」的信念得以定錨在更長遠的歷史之流中。

Photo Credit: 《悲情城市》

聲音放送：語言混雜，身份混亂

電影開首是黑暗的畫面，依稀聽見收音機以日語播送著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的宣告，接著林文雄（陳松勇 飾）點亮蠟燭，畫面漸漸由黑暗轉為低明度打光的室內場景，他神情嚴肅地持香而拜，收音機的聲響持續，伴隨女人痛苦的哀嚎，接著才順著其聲來到房室內——女人的「產房」，此時前景的聲音是產婆以台語接生與催生的安撫話語，後景仍然是未斷的日語廣播。

下一顆鏡頭，回到林文雄所在的大廳，產婆和助手從中穿梭而過，忙亂地取水，男人焦慮地抽著煙，直到剎那，大廳中的吊燈亮起——停電了一陣子，電力這才恢復，林文雄調了調燈罩，女人的嚎叫越來越大聲與痛苦。

林文雄走出景框，一行行中文字浮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五十一年。／林文雄在八斗子／的女人，生下一子／取名林光明」，接著音樂響起，電影標題——「悲情城市」。

短短幾分鐘的開首幾個鏡頭，就已傳達了《悲情城市》時代下台灣人的身份混亂情形，生產時停電的漆黑，就像戰後日本政府退台、省政府接管時人民經歷的政權交替陣痛期，人們不知道光明何時重現，在混亂的黑暗中，哀嚎聲清晰，民生哀鴻遍野。

而在如此低明度打光的場景中，我們無法看清大廳或房室中的一景一物，因此聲音成為重要的元素，而侯孝賢在此以語言作為符碼，縈繞未止的日語廣播，以及產婆所言的台語相交疊，字幕翻譯的是台語對話，因此它似乎才是前景的主角，但我們又難以忽視後景不斷播送的廣播內容，甚至它才是這部電影第一個出現的語言聲音，這似乎暗示著政治上脫離了日本政權統治的台灣土地，其上的台灣人即便說著熟悉的語言，卻始終無法走出歷史的陰影，日本的語言、文化，仍然被留下，潛藏在生活之中。

收音機的聲音作為「二手」、「間接」的存在，更代表著一種歷史的再述與再詮釋，於是吳濁流所云那「歷史的動力」，即在事件發生以後，以另一種形式，持續滾動於人民的生活中，「放送」於最平凡不過的日常裡。

不只如此，電影後半亦多次出現收音機，播報著重要的新聞，在侯孝賢的敘事裡，成了雲淡風輕的「背景聲音」，卻其實有著點出時間點、事件始末的重要情節功能，然以此二手且間接的形式呈顯，彷彿告訴著觀眾，歷史向來是被壓縮、被重新表述與建構的。

除以收音機作為重要媒介與符碼，另一個不可忽視且具語言意義之物便是文字，在電影標題出現以前，那一行行以中文書成的字，表達了電影時空的政治情勢和此一家族之大事，於是我們發現在短短四分鐘內的幾顆開場鏡頭中，三種不同的語言（方言）各自以不同形式出現在電影文本中，並且於敘事上各自扮演著不同的功能——間接、二手、晦澀地表達政治情勢的日語廣播；直接地、平時而日常地形成對話的台語；以及也屬間接、卻清楚傳達資訊的中文字行——三者在電影，以及當時台灣人的生活中，交錯存在，正如他們混淆的身份認同，不同民族的文化之根，也在晦暗不明中相織相纏。

身份混淆，不同民族的鬥爭，早已在此時被暗示，這座悲情城市的未來，也在黑暗中被「生」出來——生下的孩子呱呱墜地，喚作林光明，可光明（林光明）卻在整部電影中不見蹤影，而「光明」也在悲情城市的未來缺席。

Photo Credit: 《悲情城市》

失語的歌詠：重建容身之場域

延續前提及的語言符碼與相應的聲音、敘事意義，它也成了男主角林文清（梁朝偉 飾）的重要角色設定，作為一個聾啞人士，林文清的失語與他言語表達的轉換方式有著重要的意義。

林文清在多次聚餐中，因為沒有語言能力，也無法完全明瞭眾人的談話內容，而無法參與其中，其角色位置就像個「局外人」，所以當眾人共食火鍋，歡聲笑語中聊著光復後掛國旗的軼事時，林文清在畫面中是完全背對著鏡頭／觀眾的，我們看不見他的表情，聽不見他的聲音，在周遭嘈雜之中，他的存在幾乎是虛空、沒有重量的。

他總是在談話中途離場，或去添買新菜，或去準備茶水，總是置身事外，當眾人在酒酣耳熱後敞開窗戶，對著天空唱起《流亡三部曲》，林文清是無法聽見樂音，更無法隨之歌頌的，因而此時他的「局外人」身份更加明顯，他只能繞著圓桌一個個為眾人遞上食物，他即是歌詞中「流浪」無依的人，語言表達如是種身份宣示，那麼失語的林文清，身份地位也是模糊不清的——「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他連嘆問的音語都聽不見，也唱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