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軍「去納粹化」背後有意設定的人道走廊,目的是讓「俄裔遺民」回流母國

俄軍「去納粹化」背後有意設定的人道走廊,目的是讓「俄裔遺民」回流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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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絕對制空權的前提下,俄軍為何不集中力量迅速長驅直入直取烏克蘭首都基輔,卻僅憑全國約四分之一的兵力「迂回」于第聶伯河以東「邊緣地帶」呢?俄國隱藏的「人口危機」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文:納扎爾拜・葉爾肯(Yerkin Nazarbay,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科學碩士、武漢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博士候選人)

自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亭於2月24日發動「特別軍事行動」至今,俄烏軍事衝突已延續整整四個星期,其戰爭時間表基本超過傳統閃電戰(Blitzkrieg)所定範圍,表明此次突如其來的軍事行動開始步入新的發展階段。

縱觀烏克蘭現有之戰局不難發現,最初相對寧靜的「烏東叛區」如今已淪為交火最為激烈的前線戰區,其中位於亞述海北部的頓涅茨克州第二大城市馬里烏波爾(Mariupol)已成新的膠著中心,仿佛是一個難以攻陷的現代特洛伊。與此同時,在北部戰區處於「圍困狀態」的首都基輔(Kyiv)與共和國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Kharkov)則相反基本演變為俄軍遠程炮兵及導彈部隊的「實戰標靶」。

上述三城憑藉其自身所屬戰略重要性與實質戰況被抗爭者相繼描述為「二十一世紀抵禦新入侵的列寧格勒(Leningrad)、莫斯科及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

烏克蘭武裝力量的頑強抵抗與英勇事跡雖均為有目共睹的事實,但始終讓人百思不解的卻是俄軍長期以來看似無可奈何的「邊緣攻勢」,以及背後所隱藏的實際戰略目標。

例如,在具有絕對制空權的前提下,俄軍為何不集中力量迅速長驅直入直取烏克蘭首都基輔,迫使其簽署「城下之約」,相反卻僅憑全國約四分之一的兵力「迂迴」於第聶伯河(Dnieper)以東「邊緣地帶」?長達近一個月的「特別軍事行動」是否已達到最初預期的「非軍事化」與「去納粹化」目標?

俄軍「國家安全」背後,難以掩蓋的「人口危機」

自蘇聯解體以來,由於長期受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意識形態薰陶及相關體制管控的影響,俄羅斯總人口規模始終徘徊於1.45億左右,多地人口增長率長期呈現停滯甚至負增長趨勢,迫使其克里姆林宮於2006年批准實施《有關協助居住在國外的俄羅斯同胞自願返回俄羅斯的措施》,通過每年從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吸引三十萬勞工的方式,盡可能減少由「人口危機」所引發的潛在經濟與政治風險。

克里米亞危機爆發次年所成立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核心目的之一,就是組建一個能夠與歐亞大陸兩端遙相呼應的獨立經濟市場。可是,新聯盟現有成員國人口總和(2.07億)卻僅能達到獨立市場所需標準的三分之二,因此吸收以烏克蘭為核心的獨聯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國家勞動人口則成為了克里姆林宮近八年來所「不間斷」奉行的主要戰略目標之一。

俄軍「去納粹化」背後有意設定的「人道走廊」

根據烏克蘭獨立至今唯一的一次2001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共和國總人口為4845.71萬,其中主體民族人口所占比例為77.8%(3754.1萬),而俄羅斯裔則為17.3%(833.4萬)。

俄羅斯2014年吞併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與塞瓦斯托博爾(Sevastopol)直轄市的俄裔人口所占比例為60.4%(145萬),烏東頓巴斯(Donbas)「叛區」頓涅茨克州(Donetsk)與盧甘斯克州(Luhansk)俄裔人口所占比例則是38.5%(283.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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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米亞進行閱兵的俄羅斯部隊

相比之下,現階段俄烏衝突最為激烈的南部五州及東北部一州的俄裔人口所占比例為20.3%(269.7萬),相對處於「膠著狀態」的北部五州一市的俄裔人口所占比例則為8.2%(81.6萬),而較為「平靜」的第聶伯河以西其餘十一州的俄裔人口所占比例卻僅為3.4%(53.3萬)。

由此可見俄羅斯此次「去納粹化」核心目標之一,就是通過在其所屬佔領區內設置條條通往莫斯科的「人道走廊」,盡可能將第聶伯河以東所有以俄語為母語或有意移民的「親俄」居民撤至俄羅斯,進而使其免遭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報復。

但需明確指出的是,俄軍此次針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已沉重打擊原蘇聯空間內所有俄裔的利益,因此將不可避免地引發類似於1949年以色列獨立戰爭結束後在中東所引發的大規模「歸國潮」,迫使其原加盟共和國境內約1500萬「俄裔遺民」根據所屬政治環境的演變分批「回流」至母國俄羅斯。

俄羅斯「多邊外交」背後,即將問世的「軍工重組」

自以色列總理貝內特(Naftali Bennett)於3月5日前往莫斯科與普亭進行三小時會談後,俄羅斯歐亞戰略「重心」開始轉移至中東,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也隨即開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拆彈外交」。

由於「救彼等同於救己」,所以拉夫羅夫率先於3月10日飛抵土耳其安塔利亞(Antalya),在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Mevlut Cavusoglu)的參與下與烏克蘭外長庫列巴(Dmytro Kuleba)舉行「三邊會談」,為地處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中亞各國鞏固不受經濟政策所影響的「綠色經濟運輸通道」鋪平道路,其結果是引發區域大國伊朗強烈的「邊緣化」危機感,使其核談判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在3月13日以報復之名,用導彈襲擊伊拉克北部庫爾德斯坦(Kurdistan)首府埃爾比勒(Erbil)一處所謂「摩薩德(Mossad)所屬戰略總部」後,俄外長拉夫羅夫於3月14和17日分別與卡塔爾外長謝赫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 bin Abdulrahman bin Jassim Al Thani)及阿聯酋外長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 bin Zayed bin Sultan Al Nahyan)進行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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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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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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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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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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