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地新聞不可或缺的「fixer」，冒死成就外媒報道

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多名戰地記者死亡，包括美國記者兼紀錄片導演Brent Renaud、美國霍士新聞攝影師Pierre Zakrzewski等。但較少人留意，協助外國媒體採訪的fixer，亦有遇害和被虐待。

例如烏克蘭籍Oleksandra "Sasha" Kuvshynova，她協助霍士新聞團隊在當地採訪，3月中遇襲死亡，年僅24歲。

無國界記者亦透露，一名協助法國廣播電台採訪的fixer遭俄軍綁架，期間被電擊、毆打、模擬處決、48小時不准進食（torture with a knife and electricity, repeated beatings with rifle butts and steel bars in the face and body, mock execution, food deprivation for 48 hours…）

Photo Credit: Reuters/ 達志影像

一般公眾對fixer認知較少。簡言之，fixer就是協助外國記者在當地採訪的助手，一般由當地人兼任。香港人潘小姐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做過fixer，她形容fixer猶如外國記者的「盲公竹」，職責非常廣泛，例如安排交通路線、翻譯、約受訪者等等。日薪最低100多元美元，較高則達300至400元美元。

潘小姐曾受擔任過多間外國電視台fixer，她解釋，採訪團隊一般由5人組成，包括製片、攝影師、記者、評估風險的安保人員和fixer。當中fixer是freelance工作性質，有時只是口頭約定受聘，保障非常少，亦沒有醫療保險。

新聞機構未必提供充足的裝備予fixer，她記得協助一間外國電視台採訪，獲派一頂單車頭盔。自己要另外買反光背心、高級防毒面罩。她認識一位fixer在採訪現場屢遇催淚彈，連續工作7日後皮膚狀況很差，求診費用已經等於fixer的收入。

潘小姐說，fixer一般不會衝到最前線，反而是退後一點，觀察附近有沒有潛在危險。她舉例在理大圍城期間，示威者對鏡頭非常敏感，自己要代外籍攝影師安撫示威者，聲明攝影師不是針對拍攝示威者的容貌。

Photo Credit: AP/ 達志影像

Fixer另一個危險是欠缺明確身份。潘小姐舉例在理大衝突中，警方要求傳媒出示證明文件才肯放行，自己要求傳媒機構提供電郵文件證明她的身份，並在文件附有彩色照片。她見過一位女fixer因為沒有證件證明為傳媒機構工作，被盤問很久才獲放行。

潘小姐曾經做過文化版記者，她形容擔任fixer除了是一份工作，亦是難得機會見證歷史。如果遇到年資較淺的外國記者，fixer責任更重。她曾協助德國媒體在港採訪，自己主動構思題材、邀請受訪者，最後記者亦提出在報道註明她的貢獻。

潘小姐說，自己沒有勇氣在戰地擔任fixer，見到新聞報道24歲的烏克蘭女fixer遇襲死亡，會忍不住想：她的家人會得到賠償嗎？外界知道她的貢獻嗎？她以攀登雪山做比喻，如果記者是攀山家，fixer就是從旁協助的雪巴人，「公眾永遠知道爬高峰係邊個，但無人知雪巴人係邊個。」

CNN記者Sam Kiley曾撰文形容，fixers係一群無名英雄，遇到一位出色fixer，先令記者成為「戰地記者」：

"The reality is that without a worldwide network of local freelance drivers, translators and general all-round fixers, there would be a lot of dead journalists, and pretty soon no foreign news at all. Any nitwit, and I am living proof, can be a ‘war correspondent’ if they are lucky enough to come across a great fixer."

（文章原標題「戰地新聞不可或缺的fixer 冒死成就外媒報道」）

文章獲作者授權轉載，原文看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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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vin
核稿編輯：Al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