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這棵參天巨木的發展（中）：《鹽鐵論》反映漢代儒家偏向「灌木」型態，分枝多而繁雜

文：蓮子水共同體

• 儒家這棵參天巨木的發展（上）：儒教除了「朱子學」以外，還曾經出現過什麼「亞種」？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白居易曾經在這首成名詩中，很傳神地描繪了一年生草本植物短暫的生命週期與強盛的繁衍力。但是，後來一度成為台灣歌壇在民歌時期所歌頌對象的「小草」展現出的卻是另一種形象。

只是，若以朱熹「格物致知」的精神來聽這首歌的話，就可以發現歌詞當中對小草的「立志要長高」其實是有點小問題的，因為，大體來說，「小草」的奮鬥精神應該是如白居易所說的，表現在「即使生命短暫、環境惡劣、地力不足，卻依舊奮力開疆闢土，求取新的生存空間」才對。固然，有些多年生草本植物也會努力向上長，但如果木質化不夠，最後終究還是會因為樹型無法維持所以長不高。

這番分析多少也透露了「草」和「木」不同的生存謀略。

野草的主要目標是擴大領土，而樹木的策略是往上發展，好讓負責行光合作用的葉子能夠捕捉到光子。也就是說，大多數的樹，在樹林中仍舊要與其他的樹進行生存鏡爭，所以不斷向上爭取生存空間。即使是荒野中的樹，不需要與其他的樹競爭，但為了維持生命，扔需要開枝散葉，好讓更多的葉子有辦法捕捉到光子。

作為一棵在「漢帝國」中慢慢茁壯的樹，「儒教」儘管在武帝時受到皇家的重視與保護，卻似乎還是不免因為在「開枝散葉」的過程中，面臨許多源自「戰國時代」的其他思想宗派的干擾。

西漢時期的《鹽鐵論》提供我們的正是這些不同思維的交錯激盪。

首先，從這場大辯論的發生背景看起 ：

當時主政的大臣是大司馬霍光，其以落實漢武帝晚年的「輪台罪己詔」為由，除了希望開放官營事業讓民間經營外，也希望節省政府開支，輕徭薄役，以回復民間經濟在「文景之治」的榮景。然而，身為武帝托孤大臣之一的霍光儘管有漢武帝的詔書撐腰，但因為武帝在位期間，為了籌措軍費，除了讓官員和商人徹底合流外，也讓政府官員人數因此大為膨漲，想要讓官員從商業活動中退出，談何容易？

面對這種情勢，霍光於是找了善於文辭的儒生來替他幫腔，而這些人也就是《鹽鐵論》中被稱為「賢良」、「文學」的辯士。

既然這是一場辯論，所以自然有正方、反方——其中，來自民間的賢良、文學竭力反對繼續武帝時代的鹽鐵專買，所以可被歸為反方，而正方的主要代表就是當時主管財經的桑弘羊。桑弘羊其實也是武帝的托孤大臣，因此《鹽鐵論》雖然發生在宣帝之時，但其實也可視為武帝老臣們之間的路線之爭。

接下來，讓我們試著從恆寬寫下的會議紀錄，也就是《鹽鐵論》中，找出這場路線之爭牽涉的議題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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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這場辯論的主軸是一場「官民之爭」，所以賢良文學強調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所以希望可以廢除鹽鐵專賣，抑制官營事業，而主掌國家財政的官員則主張「國富」必須優於「民強」，國家財政要健全，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如果民強國弱，國家就無法管束人民，最後將「眾邪群聚」。

由此觀之，這場「鹽鐵論戰」應該可以算是中原帝國經濟史上最有「共和」理想的一個章節，「官方巨賈」和「民間賢良」彼此爭鋒相對，試圖為自己的立場尋找正當性，只可惜缺乏居中協調的角色，所以未能有具體的結論。

這場辯論既然出現了某種「共和」精神，自有許多現代（經濟）史家會想從不同方向解讀。但是，如果我們承繼前文，將宋代以後的儒家文化，視為一個主幹明顯的「喬木」的話，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在《鹽鐵論》這場大辯論中，不論是「官方」或「民間」，其實都帶有很強的「本位主義」，立場堅定、不肯讓步。這點不太像宋代以後的儒士風格，倒是很有「戰國時代」的「楊朱學派」的作風。

兩派的不同其實也在「治國的方針」上表現出來。雖然這時候的儒家應該是「正教」，但正方代表想走的顯然是「管家」還有「法家」的路線，而反方代表希望走的路線卻有「道家」、「農家」、甚至「墨家」的色彩。可以說，「官方代表」想走的是「大政府」的路線，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掌管國家的一切，而「民間代表」卻認為「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政府不要什麼都要管，這樣最後一定會一事無成。

如果對照宋朝「強幹弱枝」的政策，我們可以說，《鹽鐵論》中「民間代表」認為，政府既然很多事都沒做好，那就「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 ； 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則廢」——要試著把握重點，處理大事不要弄得過於複雜，以免出現錯誤；處理小事不要鬆懈，以避免施政無所進展。

當然，這些批評官員「施政不力」的怨言到後來似乎越來越多，所以，後來，連霍光也受不了。這場「鹽鐵聽證會」最後也就像大多「民主辯論」一樣，雖然雙方言詞犀利，但始終沒有交集，而且最後還有「人身攻擊」的傾向。

另外，作為一個會議記錄，除了文辭中出現太多金句外，內容也實在太過詳盡了，所以，也有人懷疑這當中有很多論述是作者虛構的。不過，就算是如此，熟悉後世「正統」儒者形象的讀者，在讀到《鹽鐵論》的「民間代表」的表現，想必多會驚嘆漢代時的「鄙儒」（桑弘羊的用語）面對「大儒」時毫不退縮的勇氣，可見當時的民間儒者還是保留了先秦時期「不畏強權」的論政特色。

看起來，漢代時期的儒教雖是正教，但其主幹並不明顯，而是偏向「灌木」型態，分枝多而繁雜，甚至連漢武帝也是表面尊儒，卻偷渡了「法家」和「管家」的思想，而桑弘羊想要延續的正是這種「強國」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