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這棵參天巨木的發展(下):「浙東學派」反應明代儒家文化,與宋代理學有明顯差異

儒家這棵參天巨木的發展(下):「浙東學派」反應明代儒家文化,與宋代理學有明顯差異
宋濂|Photo Credit: 顧見龍 Gu Jianlong @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考慮浙東四君子對朱元璋的幫助,一個很自然的解讀方法,就是從「浙東學派」開始探討,為何這些出身浙東的讀書人在元末時,會願意成為朱元璋的智囊團,為其獻策呢?

文:蓮子水共同體

就如同唐代大詩人李白著名的勸酒詩〈將進酒〉中的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所透露的—— 比起「草」來,大多數人還是比較希望「成材」而不是「成草」。事實上,在傳統華夏社會中,「牆頭草」基本上算是一種帶有「貶意」的用詞,連論語中所說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都多多少少隱含著對於「草」的「處世方式」的輕視。

不過,如果從結構力學的角度來看,草本植物雖然因為長不高,以致於壽命受限,卻是其族群能夠持續在許多惡劣環境中存活的關鍵因素。舉例來說,在颱風過境之後,被強風擊敗而倒地的往往是樹而不是草,可見得老子所說的,「柔弱勝剛強」,在許多條件下是可以成立的。

如果帶著這種理解來看待「儒教」這棵樹的成長,我們也可以發現:「儒教」從唐代以後,藉由「科舉」成為華夏正教,逐漸茁壯拉高後,不免要面臨各種外來的挑戰,而其中,最明顯的挑戰大概就屬元朝了。

基本上,元朝屬於成吉思汗想要建立的商業帝國的一部分,其運作方式與華夏民族過往所建立的農業帝國大不相同,這尤其令原本在宋朝地位頗高的漢人士族階級無所適從。雖然,元朝後來也恢復了科舉考試,只是,唐代皇室算是胡漢混血,願意用開放的態度,讓不同的文化能夠彼此交流,進而設計出一套新而有效的政治制度來管理帝國。

但元朝卻依舊將漢族視為異族,總是想要為「自己人」保留一點「好缺」,這不免讓漢人士族覺得自己受了委屈。也因為如此,當「紅巾之亂」在淮河流域爆發後,位於北京的朝廷終於不敵此起彼落的抗爭活動,只能退回大漠。

Liu_Bowen
Photo Credit: 王圻 @ public domain
劉伯溫

蒙古人走後,贏得天下的,就是出身貧農、曾經當過流浪僧人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 但是,僅管他與白蓮教的關係可能頗為密切,但他最後之所以能夠順理取得天下的關鍵,還是得到儒教培養出的讀書人相助。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有「浙東四先生」之稱的宋濂(字景濂)、劉基(字伯溫)、章溢(字三益)、葉琛(字景淵)四人。

就華夏歷史言,掌握經典知識的儒教讀書人在天下爭奪戰中扮演重要角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如果我們比較一下明代與宋代的文化發展,就可以發現明代所發展出的儒家文化與宋代理學有相當明顯的差別。

考慮浙東四君子對朱元璋的幫助,一個很自然的解讀方法,就是從「浙東學派」開始探討,為何這些出身浙東的讀書人在元末時,會願意成為朱元璋的智囊團,為其獻策呢?

如果從地理找答案,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現象可能與「南宋意識」有關。南宋的首都在臨安(即今天的杭州),自然是各方宋學名家聚集之處,著名的理學家朱熹雖是承繼北宋程顥、程頤理學的集大成者,但南宋本身也在異族的刺激下逐漸發展出一股強調「經世致用」的學術風氣。

在這種脈絡下,浙東學人與元人的相處想必原本就不甚容易,遇到有機會可以扳倒元朝的機會也不會輕易放棄。只是,他們雖然幫助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但朱元璋理想的國家制度卻與宋朝相差甚大,有些浙東人可能因此決定要另找出路。

此外,考慮到天下既定、而朱元璋又是個權力慾極強的人,若是執意走科舉路線,一來粥少僧多,二來理念不同,最後必然還是要與皇家直接對決,不如改行經商,反能開創一番新局面。

這條路雖有風險,但以明朝處處設限,處處提防,處處管控的經濟政策,商人要做生意還是必須知道如何與官方打交道,這時候,如果讀過些管理經典(如《管子》)、財經學經典(如《食貨志》、《鹽鐵論》),又熟悉官方法令,遇見官方或外地的競爭對手時,自然能從容說明自己的見解和立場,比起一般「草民」做生意多少還是佔了點優勢。

鄰近浙東的(安徽)新安商人或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慢慢崛起的,也因為求學的目標不同,所以他們所受的教育並非影響科舉學子至深的「朱子學」,而是以陸九淵為尊的「象山之學」。同是南宋前期大儒的陸九淵,認為朱熹承襲北宋所發展而出的「理學」有著不切實際和教條化的隱患,因此其學說在傳諸後世之時,強調的是「治生」而非「窮理」。

另一方面,在明代,如果想藉由科舉進入政府體系,自然還是要讀朱子的「四書集注」,然而,明朝的學術風氣和宋代大不相同,所以,當一個富有「觀察」、「實證」精神的學子如王守仁(字陽明)決定「檢驗」一下朱子學所強調的「格物致知」的道理時,就發生了「陽明格竹七天,最後格出病來」的軼事。

王守仁 王陽明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王陽明

王守仁雖然沒有因為「格竹失敗」而因此放棄仕途之路,但也從此對朱子之言產生懷疑,最後在(貴州)龍場終於領悟「聖人之道、無性自足」,無法窮究宇宙之理也可當個好的政治人物。

出身浙東王守仁的一生經歷頗為曲折,雖然為朝廷屢建奇功,但最終還是辭官講學,成為強調「心即是理」的「心學」宗師,也讓浙東成為華夏民族重要的學術分支,薰陶出不少傑出的文人,甚至遠揚海外,在日本也擄獲不少學生。

不過,在理解這兩股儒教思想的分流時,想必會有很多人想問:如果拋開其他因素,就學習論學習,學子們在學習過程中,究竟是要追隨強調「性即是理」的「程朱理學」,還是追隨「心即是理」的「陸王心學」比較好呢?

也許我們可以借助「莊子」的「逍遙遊」中關於「小年與大年」的故事來思考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