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主的修羅場：俄烏戰爭給我們的幾堂社會學

文：施富盛（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1953年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直到1964年代下台的這11年間，除了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之外，赫魯雪夫還有兩個舉動，一直到今天，我們都還看得到它們的影子，或是其影響。

歷史的幽魂不散

1956年初春，蘇共廿大召開，赫魯雪夫發表談話，主要是針對史達林主義進行蘇共內部的自我批評，尤其是針對史達林時代過度中央集權、高壓式領導的反省，以及爾後對政治上「大清洗」（Great Purge） 的受害者進行平反。這開啟了東歐陣營的「後史達林時代」，讓東歐陣營各國蠢蠢欲動，試圖鬆動共黨階級領導的專制。

尤其是在失衡的工業發展、路途坎坷的「集體化」政策困境下；再加上，戰後十幾年了，當初共產黨所承諾的無產階級民主，到頭來，也只淪為共黨階級統治。也因此，這個二戰時期犧牲了兩千多萬軍民性命來對抗納粹法西斯的「蘇聯」，被迫扛上了「極權專制老大哥」以及「共產制度的引介者」這兩塊大大的墓碑，成為了東歐其他國家異議者的標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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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波蘭波滋南 （Poznan） 工人，為了抗議經濟條件、工廠內部管理制度以及國家集權統治，走上街頭，爆發了工潮。然而工潮期間，指揮軍隊鎮壓的主要軍官許多為蘇聯人，這導致了波蘭民眾將矛盾指向蘇聯。工運風波，也讓波蘭原本已下台的，曾被貼「反蘇聯」的改革派領袖葛穆卡 （W. Gomulka） 得到了再度掌權的可能。這一政治發展引得赫魯雪夫高度緊張，親訪波蘭與波蘭領導商討；而同時，葛穆卡也調動部分軍隊自保，大戰有一觸即發的可能。最後的協調：葛穆卡掌權，擔任總書記；而波蘭答應留在剛成立的華沙公約集團 （WTO） 裡。同時赫魯雪夫也答應了放鬆對波蘭集體化政策的要求，及允諾部分的內部民主。

而波蘭的經驗，似乎讓匈牙利看到了一絲希望。1956年10月，匈牙利爆發要求政治改革的浪潮，並進而引發了武裝衝突。在壓力下，匈牙利政府試圖恢復多黨制民主，同時革命份子與反革命部隊的武裝衝突越演越烈，蘇聯坦克更是直接開入布達佩斯，試圖協助維持局面。今天烏克蘭的汽油彈、竄改路標、人民包圍坦克的劇碼，早已在1956年出現在布達佩斯周遭。最後，匈牙利決議退出華沙公約；蘇聯紅軍全面鎮壓。這是60多年前的劇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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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蘇維埃的榮光，不只是政治宣傳

赫魯雪夫當年第二件影響到現今局勢的事情，就是1954年時經由蘇聯最高蘇維埃決議將克里米亞由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轉劃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管轄。而這直接導致當今俄羅斯與烏克蘭對於克里米亞半島主權的爭議。克里米亞半島是屬於韃靼人的？是俄羅斯移民的？是作為俄羅斯與鄂圖曼帝國之間的緩衝的猶太移民的？抑或是二戰前猶太復國候選地[1]？

烏克蘭親俄的前國會議員阿爾捷緬科（A. Artemenko）甚至提出「美國可以宣稱對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的「說法」[2]。阿爾捷緬科指出，1920年代俄羅斯向美方借貸大額款項，抵押品則為克里米亞半島。1954年還款期限到，俄羅斯將克里米亞劃給烏克蘭，以避免追償。相關說法，我們也可以查閱Crimean California或the New California project等詞條[3]。無論Crimean California的說法是否屬實，克里米亞的主權爭議，不只是普亭（V. Putin）政權的宣傳（propaganda），它還是個俄羅斯民族歷史認同的議題。

「基輔公國13世紀被蒙古消滅後，莫斯科……成為東斯拉夫的中心。1453東羅馬帝國滅亡，莫斯科……更取代了君士坦丁堡，而有了繼羅馬、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羅馬正統繼承人』的說法，號稱『第三羅馬』。如此的族群認同，常與蘇聯的裂解，以及美俄競爭的潰敗的集體記憶相抗拮。俄羅斯想抬起頭，卻發覺這是多麼沉重的包袱。」[4]這種國族（nationalist）認同，這些年來還往往滲入到流行文化當中。

如同2019年上映的俄羅斯科幻電影《黑暗戰域》（The Blackout），電影中訴說著兩位名為「Ra」（「拉」，影射古埃及太陽神），與「God」（「神」）的外星人，在執行外星人移民地球的計畫過程中，各自動員人類，相互毀滅。直到人類多數滅亡，地球只剩下一座小城鎮存活，作為「Ra」與「God」的決勝戰場。而這地點，就在俄羅斯。典型的俄羅斯中心價值。

顏色革命——「落鏈」的民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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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烏克蘭爆發「橘色革命」。廣場上的農婦喊著：「我們要讓世人知道，烏克蘭人不是溫馴的家畜，我們是『烏克蘭民族』！」[5]當時反對派總統參選人尤申科（V. Yushchenko）在更早的2001年被迫辭去總理一職時，說道「這是車諾比（Chernobyl）第二……我們輸了政府，第一個真正烏克蘭人的政府……」。這混雜著新興國族主義思想，標榜著政治民主與經濟改革訴求的運動，將尤申科推上了總統寶座，然而，沒多久，保守勢力、親俄勢力反撲，烏克蘭回到老路上。

類似的情形發生在2010年前後的諸多新興民主國家，尤其是前蘇聯時期諸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在歷經了數年的改革開放後，並未享受到改革所帶來的好處。共黨時期的特權階級透過政治力量介入國營企業私有化的過程，國家財富逐漸集中在少數的政經寡頭手中。就如同烏克蘭橘色革命的訴求之一，即是要求重審私有化政策。[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