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我記得》:從世紀末的華麗走向現代蒼涼,對記憶、政治、文學「繞道而行」的敘事法

【影評】《我記得》:從世紀末的華麗走向現代蒼涼,對記憶、政治、文學「繞道而行」的敘事法
左至右:朱天文、朱天心|Photo Credit: 目宿媒體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我記得》,導演林俊穎嘗試「記得」,清麗淡雅,瑣碎而平易,文學的政治性太重,歷史也太重,所以他不談「時代」,而在影像中,予她們,予我們「時間」。

文:Catherine

「時間是不可逆的, 生命是不可逆的, 然則書寫的時候, 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因此書寫,仍在繼續中。」 ── 朱天文《荒人手記》

朱天文所說的「書寫」套至《我記得》上,便是電影的影像紀錄。「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三系列文學紀錄片《我記得》由作家林俊穎執導,拍下「文學朱家」的生活與故事,藉以映照朱天文、朱天心的創作歷程、作品背景。

觀影前我心中的期待是伴隨害怕的,心想,朱氏姐妹的書寫如此宏闊,跨度的歷史時間軸之長,轉化成影像後,這軸線要如何被攤平成「敘事」?

而我如此喜歡《我記得》便在此,林俊穎將敘事的時間性,幻化為空間性,如此「空間化」的過程,使得不可逆的光陰,成了可循跡回訪的一座座「古都」,而又,在對這些古都開展的「微物」紀錄中,「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是故對著開放的「空間」(時間)呢喃一句 ——「我記得」(《我記得》)。

起點:朱宅作為空間化敘事中的主要場域

《我記得》從辛亥路上的朱家出發,而我想那便是林俊穎選擇的最適切的主要敘事場域,其包含了時間與空間——當下此時的這棟房子,朱家之宅濃縮了《我記得》所欲追溯的朱氏歲月之廣。將時間「空間化」的敘事手法由此便可見。

雖說從朱家「出發」,但電影的首幕其實就已離開朱家——三姐妹在墓碑前為父親朱西甯上香,而此一「離開」使得朱宅這個全然的空間場域,和時間、回憶、歷史產生連結,我們熟悉的敘事時間線,始與空間產生互動,纏繞著朱宅而生;同時,「離開」也指涉朱西甯的離世,即舊歲月的逝去,而「離開」的時空雙關互涉,亦點出了紀錄片處理的母題:回憶、故人與舊時代。

舊時代記憶是《我記得》所欲談的一大主題,而片頭的第一次離開朱宅,正是來到墓園,朱西甯象徵著父輩一代,也同時與朱天心、朱天文的年少歲月交疊,所以來到北一女,來到「三三」歲月,悠悠徐行《擊壤歌》中飄雨的羅斯福路,聽見胡蘭成的教學聲,此可謂啟蒙的年代。

《我記得》大篇幅鋪陳兩姐妹這段「三三歲月」,透過訪問當時三三文學圈中的人們,重現當年如若沙龍的刊物聚會;透過鏡頭中的當今空間,再現舊時的思想與文學繁華。

07-當時就讀北一女的朱天心(朱家提供)
Photo Credit: 朱家提供
當時就讀北一女的朱天心

本片以聲音與書信作為回憶手段,再適切不過,那些離本體刊物不遠,卻又不完全觸及其本身的瑣碎密語,它們在回憶的維度裡慢慢建構出過去歲月的形貌,我想那是一種時空的「旁敲側擊」,圍繞著文學,林俊穎如此以影音,重回逝去的歲月,以外於文本的言語、遠離當代的時間,帶領觀眾重讀文本,因此與其說所有拍文學作品或作家相關的影視都是種文本再詮釋,毋寧說林俊穎同為作家,於此提供的更像是一種「閱讀方式」與「切入點」。

切入點即前所述的「主要時空場域」,閱讀方式即為將敘事「空間化」。朱宅既是紀錄片中所有朱家身邊的人物進出穿梭的場所,也是跨時空記憶與事件交疊處,林俊穎似乎想透過《我記得》,讓受訪者對話,也讓這些看似位於不同時間軸上的回憶有彼此對話的可能,以及最重要的,與「當下此時」、「這棟房子」中的「我」對話,也就是朱氏姐妹。

「當下此時」、「這棟房子」、和「我」皆表現了強烈的主體存在意識,不只反映了朱天文、朱天心面對回憶的態度,也或許是這部紀錄片的意義——記憶的洪流沖刷,但佇立其中的我們,明白自己身在何時、何處,不被侵蝕,不被吞噬。

不若電影《王牌冤家》中海邊的房屋,在潮水中覆沒,《我記得》鏡頭中的朱宅,屹立存在而為一切回憶的啟程站。

04_屋簷下都是作家:左起朱天文-朱天心(目宿媒體)
Photo Credit: 目宿媒體提供
左至右:朱天文、朱天心,在自家老宅中合影

途中繞行:以影像離題,為靠近文字

啟程上路後,在已空間化的時間中離題、迷路、繞行。

如同朱天文於片中提及,其以卡爾維諾的「離題」為書寫策略,如時間中逃逸,如花園中迷路。而如此「離題」建立在將時間敘事空間化的脈絡上,當時間成了空間,由一點到另一點的距離變成了航程,而我們偏離直線航程,繞行以拉長距離,如果說朝未來空間前行時,離題能讓我們遠離盡頭,那麼當我們朝過去溯行時,繞行則讓我們在迂迴纏繞中,建構更完整而立體的記憶之都。

《我記得》以朱天心的政治參與和朱天文的電影之路作為一種「繞行」,看似偏離純文學與創作,實則正是影響兩作家創作極深的「離題」,而我想這也是林俊穎有意識透過紀錄片呈現的「外於文本」的人物生命切片。

本片並不扣緊作家的一部部作品,探問創作理念與內容,然在繞離文學和創作,而靠近由其而生的其他「參與」,我們便明白,之於作家,生命的離題,乃是滋養;之於追憶,時間的離題,乃更廣闊的空間建構;而之於紀錄片,敘事的離題,為觀眾/讀者開展了更多元的閱讀取徑,於是她們倆離文學更近,離逝去的時間更近,我們也更靠近她們,透過影像的繞行,更靠近文字。

如同評論家言朱天文的文字承繼了張愛玲,而展現了一種華麗而蒼涼的「微物書寫」,林俊穎在影像上的離題亦如是。

片中他拍朱天文房間裡的書桌,透明潔淨的玻璃桌面,如同一面鏡子,映著徘徊空中的天光、雲影,是幽微瑣碎的生機,卻也是《巫言》的創作歷程切片,拍下此書桌一舉,捕捉了作家的幻想,而玻璃桌面正像是書寫時稿紙以外的畝地,是讀者僅僅透過文本難以完整建構的,但透過紀錄片的「微物」拍攝方式,林俊穎把存在於朱天文私人空間的雲雨,落降於影像中,空間因而擴大,是謂離題後,微物建構。

07-曾拿百萬首獎的朱天文最常宅在家寫作(目宿媒體)
Photo Credit: 目宿媒體提供
朱天文

對朱天心來說,《古都》是其書寫轉捩點,她從台北成出發,以憂鬱的目光探問「古都」的多重身世,歷史與記憶的課題,在她的文字中,被落地畫為一張地圖,時間就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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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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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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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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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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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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