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麥卡錫主義」抑止共產主義對西方民主制度的顛覆,是美國精神的真正代表

余杰《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麥卡錫主義」抑止共產主義對西方民主制度的顛覆,是美國精神的真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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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今,受到左派思想影響最深、引起無數政治社會衝突的地方,莫過於今天的世界霸主——美國。為什麼美國這個以革命推翻君主統治、推崇自由民主的共和國,會深陷左派的攻擊?國內外的左派分子,又對美國造成了什麼重大的禍亂?二十一世紀的未來,美國又將何去何從?

文:余杰

「華盛頓沼澤」的黑暗真相

杜魯門赫然發現,麥卡錫成了其政府最危險的敵人。他譴責麥卡錫說,「我在參議院工作了十年,從未聽說有參議員如此抹黑自己的政府」,「麥卡錫根本不適合參與政治事務」,「我為威斯康辛的選民選擇了這樣一個毫無責任感的人來代表他們而感到失望」——左派口口聲聲說尊重民主,卻翻臉指責民眾選舉與之對立的民意代表是「民粹主義」。

杜魯門為他的國務卿艾奇遜做出辯護。他宣稱,對艾奇遜的攻擊將為蘇聯政治局提供可乘之機。他譏諷道,麥卡錫是「克里姆林宮擁有的最大資產」。既然總統都可以如此亂扣帽子,左派媒體積極行動起來:因為麥卡錫反對同性戀,他們乾脆汙衊麥卡錫是同性戀者。

面對左派對麥卡錫的攻擊和抹黑,參議院共和黨領袖、被譽為「共和黨先生」的塔夫托聲援說:「麥卡錫參議員是一名正在戰鬥的海軍陸戰隊員,他是在冒著生命危險維護美國的自由。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克里姆林宮最大的資產始終是國務院裡的親共集團,他們在雅爾達和波茨坦屈從於蘇聯的每一項要求,他們利用每一次機會來推動共產主義事業,以至於在今天造成了共產主義揚言要接管整個亞洲的計畫。……從國務院的親共政策來看,麥卡錫要求進行全面調查是完全有理由的。」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麥卡錫嚴厲譴責民主黨,稱「民主黨的標籤現在成了那些聽從賣國賊指使的男男女女的私產了」,但與許多民主黨人不同,約翰.甘迺迪自一九五三年起與麥卡錫一道在參議院效力,直到麥卡錫在一九五七年去世時,從未批評過他。

一九五二年二月,在一次晚宴上,一位演講人稱他很高興麥卡錫不曾在哈佛大學學習過時(這是東部菁英深入骨髓的名校崇拜情結,他們蔑視沒有上過名校的人,但「毀人不倦」的名校並沒有讓他們具備常識判斷),一名甘迺迪家族成員站起來反駁發言人,並憤而離場。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問起甘迺迪為什麼不批評麥卡錫時,甘迺迪回答道:「見鬼,我在麻薩諸塞州的半數選民認為麥卡錫是英雄。」麥卡錫去世後,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專程趕到威斯康辛,全程安靜地參加了葬禮。

麥卡錫的支持度和受歡迎度在一九五四年初達到頂峰。一九五四年一月的一次蓋洛普調查顯示,百分之五十的受訪人總體對麥卡錫持正面看法,認為他做的事情對美國有利,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不讚同他。麥卡錫在「最受尊敬的當代美國人」中排名第四。

麥卡錫在一次演講中說:「我在華盛頓的空氣中都能嗅出美國的軟弱。」這句話是真的,卻不明智,打擊面太廣,一下子得罪了軍方、情報機構、總統和國務卿,以及參議院共和黨的若干同仁。麥卡錫發現,「華盛頓沼澤」從來不是伸張正義的聖殿,而是骯髒的利益分配的交易所——一九五○年代的華盛頓和今天的華盛頓差別並不大,這裡的大部分人都是逐臭之夫。

麥卡錫最大的錯誤或者說最大的優點,就是不願從眾,不願成為烏合之眾的一部分,這讓他成為「華盛頓沼澤」中的異類,他的純粹和不附加政治利害的思考,讓他比任何人都能看清紅色間諜真相。但他也因為太純粹、不合群,而被加入黑名單,成為眾矢之的。

儘管美國學術界左翼意識形態隻手遮天,但敢於說真話的人不會絕跡。二○○三年,政治評論員安.庫爾特(Ann Hart Coulter)出版了《叛國:從冷戰到反恐戰爭期間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徑》一書,勇敢地為麥卡錫翻案。而很多反對麥卡錫的人,後來被證實是叛國者。比如,在左派掀起的一場誹謗麥卡錫的大型宣傳戰中,得力幹將之一是所謂的「獨立」記者以撒多.史東(Isidor F. Stone),此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稱麥卡錫為「反猶分子」、「法西斯」,並得到《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高度讚揚,將其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調查報導員之一」。

一九九二年,水落石出,各方資料證實:以撒多.史東一直都是從蘇聯拿錢的特工。安.庫爾特在梳理大量的原始文件後指出,麥卡錫對蘇聯滲透美國的嚴重性的估計,不是過高,而是太低,麥卡錫捍衛了美國的自由,給予共產勢力以沉重打擊:「今天『共產主義者』這個詞聽起來和『君主制主義者』一樣可怕,不是毫無原因的——那絕不是因為大無畏《紐約時報》的社論譴責麥卡錫,讚美哈佛大學教育出來的蘇聯間諜。是麥卡錫使得當共產黨主義者成為可恥的事情。美國內部的共產主義運動再沒能恢復元氣。」

亞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是極少數敢於為麥卡錫翻案的歷史學者之一。他在《約瑟夫.麥卡錫:重新審視美國最受厭惡的參議員的生命與遺產》一書中指出,麥卡錫沒有意識到他幾乎是在與整個華盛頓的權力結構對抗。民主黨擔心共產黨同謀的曝光會影響到選票;媒體與學術界早已在大蕭條和二戰後成為左翼的獨占舞台。亞瑟.赫爾曼如此評價麥卡錫的歷史貢獻:

他從美國的腹地來到這裡,是一位頑強而普通的政治家。在一個突然而持久的歷史時刻,他看到了他所處的時代的核心真相:他的國家、他的信仰、他的文明正在與共產主義開戰,純碎處於戰爭狀態。「這場戰爭不會結束,美國文明若非走向勝利,就必走向滅亡,」他一再強調。……在很短的時間裡,他硬加在自己的國家身上的正是這種強烈的緊迫感。但是,汽車太平穩,繁榮太溫柔,艾森豪太慈愛,電視太迷人,這一切使得這個國家開始討厭真理真相,也討厭那個一直為真理真相吶喊的人,大家覺得他是多餘的人,聲嘶力竭地亂喊。這個國家再次進入沉睡狀態,那個人也躺下死去了。

麥卡錫如何被左派塑造為「全民公敵」?

仇恨麥卡錫的人,不是對他的粗魯、尖刻甚至誇張的表達方式反感,而是與他的政治立場——反共產主義——針鋒相對。這在新左派教授艾倫.施萊克(Ellen W. Schrecker)的著作《沒有象牙塔》中得到極為坦率的承認。這是一本反映麥卡錫主義在大學影響的傾向性很強的書。「首先,使麥卡錫成為麥卡錫分子的不是他的咆哮,而是他的反共使命——問題不在這個人的手段而在於他的信仰,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堅持這樣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