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台灣怕的不是中國侵略，而是侵略發生時，我們沒有人抵抗

一群人在酒吧喝了幾杯後，一個從小在國外長大的朋友過來跟我說，俄烏戰爭讓他感受到了兩年多前我們掛在嘴邊的「亡國感」，他第一次感覺到戰爭是如此真實、可怕，而且離自己這麼近。

我第一反應是：「蛤？」花了點時間才弄明白，同樣一句亡國感，在我們心中卻是完全不同意思。

跟我們從小被中國嚇到大不同，在西方長大的他一直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才理解到威權主義政權並不像民主國家一樣，總是把和平放在優先位置。民主和平論其中一項論點，就是戰爭對雙方國內多數人來說都是不利的狀態，民主國家領導人受制於選舉，因此彼此間不容易發起戰爭，但如果其中一方不是民主國家，那為了維護或追求少數人的利益或理想，戰爭可能性就會較高。

而對他來說，所謂的「亡國」是客觀現象，表示我們政府被中國滅亡了。說起來也沒錯，但我總覺得不止如此，我在韓、柯總統民調都贏過蔡英文那段時間的感受並不是這樣。重組了一下被酒精弄亂的詞彙，我是這樣對他解釋當時我們的恐懼來由。

我怕的不是中國侵略，我怕的是侵略發生時，我們沒有人抵抗。

當卡繆在談反抗這件事時，他說反抗不只是說「不」，同時也是說「是」。反抗代表的是對一種價值觀的捍衛，代表著反抗者退無可退的底限。放到台海關係中，反抗不僅是對中國的侵略說不，同時也是在表達我們共同擁有的、守護著的理念，即我們是獨立的台灣民族，要守護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這也是為何卡繆會說，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Photo Credit: AP Photo / 達志影像

當年談到亡國感時，很多時候我們想表達的是一種深深的孤獨，是一種不被理解的狀態，或者，用卡繆的說法，是對現狀感到一種無以言喻的荒謬。我們在乎的不是政權被滅亡，不是中國軍力多強大或台灣多麼難攻的事實，因為那些都只是在推斷歷史的結果，但結果不完全是最重要的事，在結果之上，我們相信人的存在有其更重要的本質，為了這個本質我們可以奮戰，也願意奮戰。

但當時的民調看起來，大部分人似乎不這麼想。與中國眉來眼去的候選人，民調、聲勢都遠遠高過以抗中為主旋律的蔡英文。亡國不是在說中國要打來了，而是當這裡的人們只顧蠅頭小利，不願挺身捍衛那些區分台灣與中國不同的價值時，我們這民族早就亡了。

而現在為什麼沒有亡國感？因為從香港人、烏克蘭人的行動中，我們看到了威權政府的可怕，更見到了一群把權利置於個人生死之上的偉大人民。在《反抗者》中，卡繆提到荒謬經驗中的痛苦是個體的，一旦有反抗活動，人才會意識到這種痛苦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

反抗是個首要且明顯的事實，讓人們得以擺脫孤獨的狀態，奠定所有人價值的共通點，從此世界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而是有我們，因為反抗、因為有共通的價值，所以「我們」存在。

因此，只要烏克蘭人還在反抗，作為一個民族、作為共享價值觀的一群人，烏克蘭人們就還會繼續存在，香港人也一樣，台灣人也一樣，唯有當我們放棄了自由與尊嚴，把自身被宰制的狀態視為國際現實主義必然的結果時，那我們才會真正地走向滅亡。

我很喜歡拿卡繆的哲學來與台灣的處境互相對照。他寫書習慣寫一組，包含小說、劇本跟論述，他最有名的小說《異鄉人》是在談荒謬，但如果不讀《薛西佛斯的神話》，很難懂異鄉人想表達什麼意涵；《鼠疫》是在談反抗，讀《反抗者》可以幫助你理解他從個人到集體、從荒謬到反抗的思想歷程，現在連同他的劇作台灣都有法文直譯，很推薦大家去找來看。

我總覺得，長期受到中國威脅的台灣人，比習慣和平的歐美左派更能理解生於亂世的卡繆。他遭遇的荒謬每天都在我們的現實中上演，且真實威脅著我們的生活，而他強調人道主義的反抗精神，更值得我們參考與反省，在左右為難的時刻，再再提醒自己不要跨越底限，永遠記得我們的初衷。

本文由林艾德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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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