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型舉國體制」源於集體主義基因,疫情失控時卻顯得緩不濟急

中國「新型舉國體制」源於集體主義基因,疫情失控時卻顯得緩不濟急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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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國體制」固然創造國家榮譽及一定成效,但仍無法挽救東歐及蘇聯等共產國家崩潰。因而,以「新型舉國體制」從事重大公共事務時,也勢必受到歷史遺緒影響而產生諸多弊端及其特點。

近來有關中國「新型舉國體制」運作實施下,能夠有效治理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引發海內外關注。2015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即在 《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指出,在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和重大創新領域,必須要「發揮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

值得關注是,「新型舉國體制」不完全同於傳統「舉國體制」,前者更為重視市場機制、社會自主組織;後者則是植基計畫經濟、過於強調政府主導作用。 「新型舉國體制」不完全相同於毛、鄧時代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策導向作為,此為中國國家遭遇緊急及重大突發事故的「治理」機制。

在「新型舉國體制」運作下諸多領域已取得成就,尤其在科技創新領域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

自2020年爆發新冠疫情以來,中共試圖通過「新型舉國體制」運作實施,整合國家、社會及市場資源進行疫情防控治理及科研攻關。此屬於國家重大應急任務,可謂是核心技術攻關中的「核心」、「先導專項」中的「先導」。不僅是強調藉由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也倡議黨國的集中領導,調動高校、科研院所及企業之積極性,創造政府、市場及社會組織三贏局面。

然而,正是透過「新型舉國體制」運作,一方面強化黨國威權體制權力集中化,另一方面也降低社會組織自主性發展。

「新型舉國體制」源自於中國社會中「集體主義」基因,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內涵中,凸顯「集體優先於個人」、「個人理應服從於集體」的「價值觀」。社會集體對個人行為具有強大約束作用,集體主義所形成社會規範、限制,其約束力甚至大過官僚體系管理和法規;且運用科技試圖強化對集體主義的約束力。從全國各省、市對疫情重災區湖北省的「對口支援」中,正因「集體主義」發揮促進防疫治理成效。

傳統「舉國體制」係指舉整個國家之力、集中全國的資源包括人力、財力和物力等,採取計劃經濟方式,從事某項宏大事業發展體制,諸如體育、航空、軍工等事業,在極短時間內取得成效。這種體制依賴國家資源,動用巨資、代價及成本十分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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