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F專訪】《捕鰻的人》導演許哲嘉:⽤內在狀態去投射要拍什麼,⽽非講「我想講的故事」

【TIDF專訪】《捕鰻的人》導演許哲嘉:⽤內在狀態去投射要拍什麼,⽽非講「我想講的故事」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紀錄片⼯作者會有⼀個能⼒是「我能夠參與,也必須要傾聽」。我們會⼀起喝酒,我也常常講我的想法,可是也有很多時候我只是傾聽。其實到後來聽久了、參與多了,有時候隱形,有時候介入,他們也慢慢會對你視⽽不⾒。

採訪/撰稿:顏采葳、韓冬昇
攝影:邱芮盈

捕鰻人年復一年回到蘭陽溪出海口,在每個深夜等待捕鰻的最佳時機,用拖網或三角網,或走或站在驚濤駭浪中捕撈饅苗。因要長駐,他們在沙灘搭建工寮,閒暇時與同業聊聊人生,並在寮中睡覺、喝酒、談戀愛。

紀錄片《捕鰻的人》拍攝期長達五年,期間導演許哲嘉經歷了兩年無果的創作失意,也經歷中年離婚的生命動盪。老天爺拿走了他原先追逐的故事,卻也給了他看向海的另一雙眼睛。

「檳榔、保力達、焢肉飯、豬血糕⋯⋯吃熱的喔!」阿德哥的小蜜蜂餐車在有些荒涼的夜晚海邊,散發出微弱的光線,微光與沙灘上捕鰻人的帳篷、靜靜翻騰的白色浪花相偎相依。

許哲嘉透過紀錄片捕捉這些生命光影的相互輝映,影片沒有明確清晰的故事線,混雜著不同調性的視覺影像,有的因突發事件而以手機拍攝,質地粗糙且晃動;有近身的定鏡,真實得像拍攝者不存在;亦有抽象如畫、黑白交錯的海邊群像。

影像與聲音企圖重現情感的體驗,而不只單單說完捕鰻人的故事,導演將最完整的閱讀空間交還給觀眾,而《捕鰻的人》就像浪,一波一波悄悄地游進觀眾眼裡,也潛入了心裡。

繼去(2021)年榮獲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最佳紀錄片與最佳攝影,並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後,《捕鰻的人》又入圍了今(2022)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灣競賽。

跟著捕鰻的人走了那麼遠,這次我們請許哲嘉從頭說起,談談關於《捕鰻的人》的創作情感、拍攝方法,以及他與被攝者的關係。

《捕鰻的人》導演許哲嘉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許哲嘉
  • Q:對比你過往的作品如《沒有終點的旅程》(2014),本片較著重呈現人物狀態,而非人物背景交待,可否分享決定使用這種敘事手法的原因?

我剛開始拍的作品大部分是接受電視台委託,因此比較像是深度報導,拍了幾年,我就對採訪越來越沒有興趣。這樣著重故事性或內容性的談法,到了某個時間點就會成為一個框架,因為你怎麼談就是把那個框架講出來,可是有很多東西是在那個框架之外的。

限制的出現對紀錄片工作者來說是很重要的,那個限制被畫出來之後,你就會找到更有意思的方式去思考這件事情。

與其說「決定」使用這種敘事,我認為反而是,當你不想只是完整地交代完故事的來龍去脈,就必定會想要對自己挑戰,或者說,不斷挑戰「寫實」的技巧。想更本質、更有創意地去做影像與聲音的時候,就會想要改變。

因此到了拍攝《捕鰻的人》時,在現場我會更側重於思考「我影像語言的感覺是什麼」,打破過去很多拍攝作法——完全沒有採訪,以「觀察」代之——你會開始跟故事有一個更好的距離,在這個距離當中,我就會把感知到的狀態放得更重。

我很早就發現自己想把某種感受或體驗表現出來,不想只是服務那個故事而已,也就是把它當成某種「想像」的電影,一場一場地讓情緒推進。

《捕鰻的人》劇照6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捕鰻的人》劇照
  • Q:片中與被攝者極為貼近的拍攝視角令人印象深刻,特別是影片的前⼗五分鐘,鏡頭離被攝者非常近,請問導演是如何做到的?

每個紀錄片⼯作者跟⼈互動的⽅式和距離都不太⼀樣。海邊是⼀個比較「野」的地⽅,在那𥚃不能太規矩,不能太像城市⼈那樣把距離都拉得很好。所以我的策略會顛倒,先⽤比較近的距離開始拍攝,到彼此都覺得不自在的時候,我才慢慢退。

紀錄片⼯作者會有⼀個能⼒是「我能夠參與,也必須要傾聽」。我們會⼀起喝酒,我也常常講我的想法,可是也有很多時候我只是傾聽。其實到後來聽久了、參與多了,有時候隱形,有時候介入,他們也慢慢會對你視⽽不⾒。

拍紀錄片,我會很知道我在「進」跟「退」之間,以及如何在當下的狀態中再去微調成下一個狀態,因為我的攝影機也要⼀直做這樣的事情。

  • Q:採取這種拍攝方式,是因為你有特別考慮與被攝者之間的「倫理」關係嗎?

你所謂的「倫理」,同樣的事對我來說,就是要去建立這樣的關係、保持一個等待的姿態,才能拍到好的故事。所以我們講的行為模式其實是一致的,只是我並不是用「倫理」的觀點去選擇了這些行為,我用的是另外一種想法。

就因為我要拍電影,所以必須要有這樣的姿態,才能真正進入到他的生命,我也才能夠說故事。如果我連這個過程都沒有,如果我沒有這樣的等待與尊重,那麼我說的故事就只會是我自己想像的故事。

所以我尊重他自己的生命狀態,我不要去引導他、我不要介入,這可以是你所說的拍攝倫理,或者說我也喜歡這樣的關係。我之前做紀錄片的經驗,那些⽅向對我⽽⾔都很狹窄,我們的關係建立得很明確,就是被攝者與拍攝者,我們也很容易針對目標達成共識,就是告訴你說我大概有一個企劃書,我們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可能要拍哪些,然後就跟你去你的生活環境裡⋯⋯成果看起來也是真實的啊!但你用這個方式只會看到某一個真實而已。

而我想要的「其他的真實」就要用你說的那個倫理的姿態,在那樣的距離之中,才能夠看到另外的真實。所以我認為會有那樣的選擇,並不是那麼單純只是想要尊崇某種拍攝倫理,而是我覺得這樣才是說故事真正好的方法。

《捕鰻的人》劇照3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捕鰻的人》劇照
  • Q:當初為何決定以噹噹作為故事的主⾓?

拍攝最初,我的企圖是比較明確的,⼼中有個議題的框架在,我想講一個關於都市原住⺠遷徙、移動的故事。可是拍了⼀兩年之後發現,當創作起初的架構太明確,你又想要透過人物去談,但卻不是每一個人物都能夠允許你、乘載你進入這樣的敘事。最後發現行不通時,我有很⼤的挫折感。

當時也剛好面臨經濟上的問題,還有離婚⋯⋯這對⼀個男⼈來說,算是比較⼤的變化。我對「人存在的狀態」有很大的好奇,尤其當這樣的狀態還參雜了「男人」、「五十歲」的元素——像《沒有終點的旅程》中,也同樣是訴說⼀個老男⼈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