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F專訪】《事件現場製造》導演許哲瑜：以3D建模「還原」1984年江南案，探討台灣的集體政治潛意識

採訪、撰文：黃亭茹、李怡欣、林哲儀、邱若竹
攝影：邱若竹

從當代藝術跨域至紀錄片製作，導演許哲瑜的創作靈感常常來自現實生活與自身記憶之情感關係，從《麥克風試音》、《重新破裂》到近期的「畫那顆頭，及其軀體的記事」個展，以及這次入圍2022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台灣競賽的《事件現場製造》，都能看出其創作對於「真實」與「虛構」反覆提出疑問與思考。

《事件現場製造》以3D建模「還原」1984年江南案事發經過，當時開槍殺死美籍台裔作家江南（劉宜良）的殺手、同時也是電影製片人和黑道大哥的吳敦，親自口述現場狀況，帶觀者回到歷史情境。

許哲瑜以此為創作題材，透過回返人和身體的記憶，探討台灣的集體政治潛意識。在歷史洪流中，許多破碎的記憶不斷被沖刷，人們只能抓住零碎的片段加以回顧。

在這次採訪中，許哲瑜將逐一揭露本片的創作概念與拍攝點滴。

• Q：為何選擇江南案跟吳敦作為創作主題？

我跟夥伴陳婉尹2019年共同創作《副本人》，主角是台灣第一對連體嬰的弟弟張忠義。1979年忠仁、忠義接受分割手術前，台大醫院邀請藝術家謝孝德翻模複製他們的身體，目的是提供給醫生做手術練習，但當時沒有成功。在醫療科技的發展下，如果現在有機會再做一次就會使用3D掃描技術，因此《副本人》便透過翻模跟3D掃描兩種技術，複製張忠義的身體。

我們在蒐集3D掃描相關資料的時候，認識專門協助警方科技辦案的鑑識團隊，便想從中發展新的計畫。因為是鑑識技術，我們三不五時就會聊起各種案發事件現場，有一次聊到竹聯幫的陳啟禮，有趣的是我從幫派的路線去談，陳婉尹比較從歷史及政治思想的角度去談，後來就討論到江南案，逐漸發展出這個輪廓。

• Q：跟吳敦聯繫或訪談的過程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因為吳敦已經退休了，所以先是透過網路找到他的前助理，經由前助理去聯繫他。我告訴吳敦這個片子會直接用他的聲音去製作，他考慮了一陣子，覺得可以用他的立場重新講江南案。

他的身體並不好，也不想碰面太多次，因此我們只見面兩次，但都是一整天。吳敦有很多故事，不管是幫派、電影、江南案或是獄中的，好像什麼都樂意講，但困難點在於他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我們會呈現他所思所想，但也不希望他說什麼就百分之百接受，所以在問答、剪接或是設計的時候，會盡可能繞開他設定的路線。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 Q：為何會與陳琬尹成為長期合作夥伴？兩人如何合作完成本片？

我們從2014年的《麥克風試音》開始合作，當時找她是希望以第三者的立場來講述我和我朋友的故事。《事件現場製造》已經是我們合作的第8件作品了，每一次合作狀況都不太一樣，這次是我有初期的想法，跟陳琬尹討論，她也跟我一起回台灣訪吳敦、完成大部分的拍攝，但主要的參與還是在前期的組織與研究。陳琬尹本身也是創作者，兩人想法免不了會有衝突，不過這也是我會找她合作的原因，希望能汲取到不同於自己的想法。

跟陳琬尹合作與我從事個人創作很大的不同在於她也是個評論人，我認為評論後於作品出現，是後設的存在，對我來說不會、也不需要當成創作方法來使用。但是跟陳琬尹合作時，我們從創作初期就會一直循環「自我批評」的步驟，從內部不斷懷疑、反思，因此可以是一種創作方法，是我過去沒有的經驗。

• Q：為何會在片中放入武俠元素？將武俠元素與吳敦形象連結的用意是什麼？

武俠是我們原本就想問吳敦的，但將武俠連結到忠黨愛國是他自己說的，我只是引述。他去類比幫派跟武俠的關係蠻有趣的，因為多數武俠的世界觀都會涉及政府跟幫派的關係。對我而言武俠類型劇存在特定的套路，而且很難沒有強化民族意識的設定，但我們不會想要重複這種模式，而是希望能透過武俠、片場這些虛構的元素，去解構或反思現實的歷史或證據。

• Q：導演曾提到希望透過吳敦的多重身分，嘗試捕捉「台灣政治史中的政治集體潛意識」，能否談談這句話的意思？

跟我同世代的人都看過吳敦出品的電影，從他入獄前擔任製片、出獄後成立電影公司，到退休前還有製作中國的武俠電視劇。我們透過學院教育、書本、電視新聞、電影等不同的媒介去認識世界，但這個世界是怎麼建構起來的？

吳敦是我們這個世代的建構者之一，但還有一些隱身在後面的「潛意識」，比如說江南案背後的竹聯幫或是情報局等等，是當時我們沒有意識到的。

• Q：為何決定在舊片廠取景？

對舊片廠感興趣是因為那是搭組出來的場景、一個虛構的空間。不同劇組拍攝完，該拆的沒有拆掉，遺留下很多物件，片廠就是這樣拼湊起來的。

這也要提到我在2017年拍攝的《重新破裂》，被攝者吳中煒的爸爸是設計小人國主題樂園的藝術家吳二曲，小人國也是把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事物擺放在一起，沒有時間性和空間性，有些甚至是虛構出來的。

這正好與片廠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僅是拼貼起來的場景，更具有「共時性」──不同時代造景的東西共處，彷彿現代和歷史正在同一個空間內對話，我覺得那個場景很迷人。在我眼中，吳敦在描述自己的生命狀態時，也很接近這個狀態。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 Q：片中重複兩次男演員騎腳踏車繞過片廠建築物的橋段，導演怎麼會想要這樣設計？

槍殺劉宜良時，吳敦他們就是騎腳踏車逃走的，我想要透過這個片段「回返」當時，「回返」這個過程不僅是回返到當時的現場、時間，還包括身體的回返。以江南案為例，它已經不是秘密，不過有些東西我們依舊是看不見、不確定，也無法追究的。

對我來說，某些涉及歷史正義的事件，因為無法解決，所以必須一直去回返它、凝視它，而且在身體上也得不斷重新演練，這是我在所有作品中都很強調的一個路徑。

• Q：為何想要放入鑑識小組的片段？

我們希望透過鑑識技術去重置當時槍殺劉宜良的場景，用3D掃描技術掃描吳敦則是想要形塑類似「數位替身」的概念，也就是說用「數位軀殼」的視角去觀看這個被刺者。雖然全片是以吳敦的觀點去講述江南案，我們仍放上這個飾演劉宜良的演員身體，希望有人能記得這個被害者的存在，再去思考故事的來龍去脈。

《副本人》與《事件現場製造》皆使用3D掃描及翻模的方式「拷貝」主角或「製造」事件現場，導演想要透過技術表達什麼想法？過程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對我來說，技術不僅是能夠再現故事或具象化想法的「工具」，更希望除了「工具」這項功能之外，也能強調它本身的政治性和倫理性，這是我一直在拍攝的主題。所以技術同時是媒介，也是我想要去討論的對象，從實驗的過程中去思考技術本身。

困難比較多是技術性的，對於3D建模我其實是門外漢，就得不斷和後期團隊討論，且有些對於影像上的品味與想像其實很難透過溝通表達出來。所以只要涉及技術部分，我都會特別緊張。事實上，我不希望它太好看，希望有點瑕疵，我就可以從這些瑕疵裡去思考對影像的感受。

像片頭本來並不是翻錄螢幕建構出的影像，而是後期製作團隊直接幫我做成一個動畫，很好看、很精緻，可是這個動畫對我來說就失去了「鑑識」的影像感，更可以說失去了把它構築起來的這個影像感。現在的呈現，影像不一定好看，對我來說卻很有強度，這正好是整部片的宗旨。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 Q：導演透過工具與技術遊走於真實與虛構間，您對於兩者的關係有什麼想法？

我在研究所時看到一則《蘋果日報》的動新聞，後來才發現新聞的主角是我的高中同學，那時對我來講是一個衝擊，好像虛擬動畫入侵現實的感覺。

電影剛發明時，觀眾會被火車進站的畫面嚇到，現在看烏克蘭戰爭的影像雖然也會嚇到，但那個「嚇到」是一種想像，影像本身已經不像過去具有那樣的強度。

我思考自己被動新聞嚇到的原因是什麼，便想到動畫戰爭紀錄片《與巴席爾跳華爾滋》（Waltz with Bashir），當真實和虛構的影像混在一起，讓觀眾沒有辦法區辨是真是假的時候，我感覺似乎比較容易有強度。

2018年拍《穿顱透寫》時，我們訪談了新聞動畫的分鏡師，他們的SOP是要在拿到新聞的兩小時四十分鐘內上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要完成動畫，不得不透過資料庫的方式去製作：依據當事人的性別、年齡等特徵形象找到相似的角色製作動畫。

有趣的是，做動畫的目的原本是再現當事人，但實際操作會變成「它不僅是那個當下的當事人，也可能是明天的當事人」，三個月後又是另外一個身分，這給了我「數位替身」的想法。

• Q：《事件現場製造》是導演參與兩年制的法國國立當代藝術工作室（Le fresnoy）第一年的計畫，能否分享第二年的創作計畫？

第二年正在製作的作品跟炸彈客有關，炸彈客在歐洲是比較敏感的議題，但對於炸彈客的另外一面──所謂強硬份子的討論也是相當細緻的。

比如說像賓拉登，一般最多會討論到美國等政治性的問題，但實際上這種強硬份子團體還有很多，像是日本赤軍跟日本學生運動的關聯就非常緊密，即使到現在日本還是有很多知識份子是赤軍的追隨者。我可能會試著從台灣的炸彈客去討論這個題材。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影展資訊

• 名稱：第13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 時間：2022年5月6日至5月15日
• 地點：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台北京站威秀影城、光點華山電影館、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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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