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志通欲》:為了不被中國認為是「夷」,朝鮮相當重視「禮」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譯官掌握禮儀的角色外,在朝鮮與中國交涉期間,不少使節因語言上的隔閡,未必能夠順利地與中國人溝通,亦未能更深入地認識中國社會,故他們需要依靠譯官,特別是漢語譯官的協助才能在中國順利完成使命,並藉此擴闊他們對中國的認識。
中朝之間的交聘過程,協助朝鮮處理大小事務的,除了被任命為使團正使的士大夫階層官員外,還有一群懂得各種中國應對語言的翻譯官。除了作為朝鮮使臣的翻譯,他們亦同時需為朝鮮使團準備各種禮節安排,以維繫著朝鮮為「禮儀之邦」的名譽。西嶋定生曾指出傳統中國與周邊地區的華夷秩序,區別的重點「並非種族或者地域,而是對周室之『禮』的體會如何,易言之,是如何編入以周天子為中心的秩序體制。而區別的基準,定於『禮』之有無,關聯到後來『東亞世界』的形成。」故對於朝鮮來說,無論在交聘的過程還是社會風俗等,禮的合符,成為了重要的考量,因為涉及擺脫被認為「夷」的想像,故無論從政治還是文化上,朝鮮半島歷代政權都對於禮,特別是交聘的賓禮相當重視,而履行有關禮儀工作時,譯官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其實從《周禮》、《禮記》等早期關於中國禮儀問題的典籍中,已經展示出翻譯與禮儀的落實有密切關係。自儒家成為中國文明甚至東亞世界的主要思想來源以後,禮便被視為維繫秩序的概念與方法,無論是人與人之間,還是國與國之間,透過禮儀的落實以作為秩序運作的綱領。《禮記‧王制》指出:「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可見中國傳統以來,一直特別關注到譯官協調國家之間溝通過程的官職,而這種官職的安排,正是為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周邊關係與秩序所建構的,而周邊關係秩序的落實過程,則由禮制以及各種禮儀形式去維繫。
《周禮.秋官.象胥》提到象胥,即譯人的工作:「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由此可見,傳統的禮儀經典也說明了譯官擔當的責任不但只是單純的「達其志,通其欲」,也是擔當「協其禮與其辭」的執行與輔助禮儀落實的工作,以展示朝貢國如何履行各種責任,而付出的努力。

中國朝貢體系的具體運作,包括清朝時期,禮儀如何落實是重要的課題。關於中國與周邊國家與勢力互動時的禮儀活動以及的種種「賓禮」安排的討論,華文和英文同樣豐富的論述,例如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陳維新所著的《清代對俄外交禮儀體制及藩屬歸屬交涉(1644–1861)》,他主要透過俄國與中國之間的交際過程之中,瞭解到外交禮儀體制之下,所帶出的各種衝突。
而特別是西力東漸的大背景下,各種費正清構想中的「Outer Zone」(外部區)的歐洲各國隨著地理大發現紛紛抵達東亞地區進行各種政治、經濟的活動,改變了東亞世界之中的原來秩序與禮儀體制,亦因此而引發了各種因此而所出現的討論。例如James Hevia(何偉亞)曾引起美國漢學界重大爭議的專著《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便嘗試關注到賓禮如何成為了中國對外關係秩序之中關鍵的因素,儘管Hevia受到Joseph W. Esherick(周錫瑞)猛烈的批評,但是「特殊禮儀對於特殊的政治與社會組織合法化所起的特殊作用。」而不是單純的象徵性禮儀,這一點無疑是帶來新的思考,就是在交往的過程中,過去被視為形式化的外交禮儀,如何背後反映出各種作用或權力關係。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研究都關注於看見明顯變化的「Outer Zone」國家,特別是英人來華後的各種衝擊與變化。相比之下,對於「Sinic Zone」(中華區)與「Inner Asia Zone」(內亞區)的「外藩」,特別是「朝貢國」如何看待賓禮落實及賓禮對於中國與國家之間關係建構的意義,似乎可作更多深刻的探究,特別是如何看到譯官在朝貢禮儀運作的媒介角色。
除了譯官掌握禮儀的角色外,在朝鮮與中國交涉期間,不少使節因語言上的隔閡,未必能夠順利地與中國人溝通,亦未能更深入地認識中國社會,故他們需要依靠譯官,特別是漢語譯官的協助才能在中國順利完成使命,並藉此擴闊他們對中國的認識。透過觀察譯官於中朝交流期間的各種角色及職掌,不但能夠對擔任文化媒介的譯官有更深入的認識,亦有助於理解譯官如何傳遞相關資訊的功能,以及詮釋中國有關的知識予朝鮮王室與士大夫,從而瞭解中朝之間的知識如何生產、傳播與接收的過程。讓該領域從以往著重交流結果的研究,移轉到著重交流的經過及具體情況。
本書將聚焦於譯官於中朝交流之間的功能,包括譯官如何協助朝鮮王朝面向使臣們或其他朝鮮士大夫傳遞的訊息,並非單純的語言翻譯,更包括在文化及政治上透過他們理解並詮釋而成的各種觀點。因此,朝鮮使臣們在交流的過程中所掌握的知識及訊息,與譯 官的行為有相當密切關係。而事實上,在中國與朝鮮過去歷史發展的進程,多次因譯官的活動與工作,改變了外交結果、政治格局甚至是文化取態的轉變,各種從朝鮮與清廷留下來的史料,均可看見相關的事例,說明譯官的一舉一動,都對雙邊關係有很大的影響。
書籍介紹
當風水成為我們的語言——跟著風水名師的腳步,重訪全球知名景點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無論古今中外,能夠永傳不朽的建築物,除了奠基於各地深厚的⽂化底蘊,和當時重要的哲學思考之外,其實也都依循著天⼈地合⼀理念,觀察當地的環境與氣候、為了服務使⽤者的需求⽽建設。
江名萱老師深入研究風水的契機,可以說是因為旅行所帶來的啟發——在旅行至北京故宮的時候,對於整個建築群落的方位、形狀、位置等都遵循著青囊經的原理所設計,有著強烈的感觸。
因此,原本就熱愛旅行的江老師,帶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走訪世界,考察各地的建築物。他發現,能夠永傳不朽的建築物,除了奠基於各地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當時重要的哲學思考之外,其實也都依循著當地的環境與氣候、使用者的需求而建設,和江老師順應自然的風水概念不謀而合。例如巴黎的聖母院、印度的泰姬瑪哈陵等建築,都能在天人合一的設計下,達到一種平衡、和諧的效果,並且更好地利用自然的能量。
與天對話:巴黎聖母院
「建築物的存在,是要為裡面的人所服務。所以,所謂好的建築風水,其實是應天、應地、應時、應人制宜。」因此,雖然我們可以看到聖母院中央的玫瑰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風水符號,代表光明、能量和生命力;聖母院的塔尖,也象徵著穩定、領導力,以及上達天聽的請求。但更重要的是,屬於宗教建築物的聖母院,為所有信仰著神的人們,所帶來的莊嚴、平靜感受。「聖母院營造出非常強烈的和諧的氛圍,你可以想見當時的設計師,在設計這個建築物及其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時,所有的考量都是為了讓人的內在可以安靜下來、與天/神對話。」江老師指出。

巴黎聖母院建築風格是哥德式建築,它的建造開始於1163年,耗時超過200年。教堂的尖頂屋頂,不只是融合了各種藝術風格的幾何美學,更代表著天地宇宙之間的聯繫。這種尖頂建築形式,在古代被視為智慧和神聖,有向上流動的能量。象徵著天空和地球之間的聯繫,連接聚集天地宇宙之間,讓整個建築物更加神聖,充滿生氣和活力,並為⼈們帶來好運和幸福。
在古代文化的哲學中,太陽代表著宇宙和自然界的秩序、生命和創造⼒、上帝神性力量等等。所以在建築的設計和規劃中,必須要考慮季節的變化,和太陽的位置,以確保光線在建築空間中,可以達到最佳的利用。聖母院的三扇玫瑰花窗,被認為是世界上 最美麗的玻璃藝術品之⼀,當你走進聖母院中,透過玫瑰花窗所照進來的彩色光芒,加上吟誦詩歌的聲音,還有焚燒香料所產生的煙霧,體現了像是引導人們的心靈,通往宇宙智慧神性的力量,彷彿可以治癒和平衡我們的身心。
「整體而言,巴黎聖母院的每一項設計、每一處細節,都讓人感到非常平靜。」江老師又補充道:「這就是好的風水,所帶來的能量。」
深埋於地的愛:泰姬瑪哈陵
談完了聖母院,江老師又繼續分享她在泰姬瑪哈陵的經歷。「如果聖母院是一棟與天對話的建築,那麼泰姬瑪哈陵想要傳達的,則是一份深埋於地的愛。」位於印度的泰姬瑪哈陵,不只是印度文化的代表性建築,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泰姬瑪哈陵始建於1632年,耗時約22年完工,在建築風格上,它結合了印度傳統建築和伊斯蘭建築的元素,以白色大理石為主要建材,建築外牆有細密的浮雕和嵌花紋飾,表現了印度文化的細膩和精緻。在陽光照耀下,白色大理石的建築散發出耀眼的光芒,展現出浪漫、華麗的氣息,「但是當你走進泰姬瑪哈陵之後,除了感受到它的莊嚴、神聖之外,還有一份濃烈的愛情。」江老師說道。
蒙兀兒帝國的第五代皇帝沙賈汗,和他的妻子慕塔芝.瑪哈王后深深相愛,即使沙賈汗要前往戰爭的最前線,慕塔芝也會相伴在旁,兩人感情十分深厚。但令人惋惜的是,慕塔芝在1631 年的征戰途中難產而亡,沙賈汗在悲痛之餘,承諾為她建造天上人間、無與倫比的美麗陵墓——泰姬瑪哈陵。

這座象徵沙賈汗畢生激情和財富的美麗紀念物,每年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國內外遊客前來參觀,感受這份愛情的真切。「剛才講到聖母院有尖塔,我們可以注意到,泰姬瑪哈陵的屋頂也是尖頂,同樣象徵著天空和地球之間的聯繫。皇帝沙賈汗希望透過泰姬瑪哈陵向上連接,跟他⼼愛的瑪哈王后能夠永恆緊密在⼀起。」泰姬瑪哈陵在風水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利用水池來達到陰陽平衡的作用。「水是陰性的象徵,而白色大理石所建造的陵墓則是陽性,因此,水池的存在可以平衡建築物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陰陽能量,創造出和諧的能量和氛圍。」除此之外,江老師也認為在像印度這樣炎熱的地區,利用水池的清涼氣息,撫平人們的情緒、創造安定氛圍,進而幫助人們減輕壓力、放鬆身心。因此泰姬瑪哈陵也是一個「應天、應地、應時、應人而制宜」而建成的建築典範。
傳世六百年之作:北京紫禁城
紫禁城是中國古代明、清兩朝24位皇帝的居所,建於明成祖永樂4年(1406),於永樂20年(1420)完工。占地面積72萬平方公尺,建築面積約15萬平方公尺,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的宮殿型建築,整個建築群給人威嚴而神聖的感覺,是皇權的象徵。雖然紫禁城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但依然保持著它的輝煌和美麗,其中風水的佈局,是紫禁城能屹立不搖至今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年永樂皇帝在建造紫禁城的時候,他要求紫禁城建築佈局形狀和方法,都要符合風水學中的宇宙觀,以及天地人萬物合一的理論。因此,紫禁城的主要建築,都建在南北的中軸線上,這代表著能夠吸收天地間的能量,東西方向的建築物較少,是為了可以利用南北向的通風和自然循環,達到環境的舒適感。
以紫禁城太和殿的設計為例,這個皇帝接近朝臣的宮殿,不僅考慮到太陽的位置、建築物的形狀、360度的方位等等,還有周遭的水源、水流、風向、陽光以及山水環境、生活機能等多個面向。例如太和殿的正門面向南方,就是為了要確保日照充足,可以為太和殿帶來更多的光線和暖氣。而在正午時分,陽光會直射在皇帝的龍椅上,讓這裡充分地接收滿滿的太陽能量。
青囊經中提到:「明地德,立人際,因變化,原始終,此謂之化成。」紫禁城風水設計,是創造出一個巨大的立體空間,裡面有陰陽、南北、前後、東西、左右、內外、動靜、虛實,是因為建築師/設計師能夠將這些元素完美的連結起來,因此成就了永垂不朽的紫禁城。而整個紫禁城的建築群,也因為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呈現出一種高超的的藝術美感。
「如果我們回到600年前,紫禁城建造之初,想必是永樂皇帝將想法、理念,與設計者溝通之後,所誕生的結果。他們當初的偉大理想是什麼?風水方法又是什麼?在整個建造的過程中,永樂皇帝和設計者之間的信任也是非常的重要。作為皇帝,永樂皇帝必須展現領導者的遠見和決策力,但又必須給予設計者充分的自由和支持。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和創造力。如此一來,才能共同完成這件舉世無雙的建築作品。」江老師補充道。
「風水的學問,是全世界共通的,我們東方有陰陽五行術數之源的《河圖洛書》,西方也有由四元素和以太所對應而形成的梅塔特隆立方體。」建築設計最精彩、也是最核心的表現,就在於它如何讓人心的空間、建築的空間、自然的空間、宇宙的空間,互相連結滲透,能量循環不已。對江老師來說,無論古今中外,這些能夠矗立千百年之久的建築物,都是能順應著自然的脈動、四季的變化,讓建築引導著宇宙、自然的能量,為身在其中的使用者所服務,同時創造出最適合使用者的安適環境,使用者自然能夠感到心神平靜,從而展現宏大的精神面貌。江老師也相信,風水的千年智慧,是值得我們現代人細細研究、推廣的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