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我的流行音樂病》作者熊儒賢:我很幸運選對了自己喜歡做的事,變成一個執行信仰的人

【專訪】《我的流行音樂病》作者熊儒賢:我很幸運選對了自己喜歡做的事,變成一個執行信仰的人
Photo Credit: 野火樂集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熊儒賢說,「音樂工業做到最後是直挺挺站著、甚至要穿上盔甲的,但在那些歌裡,我覺得我可以進到裡面、躺下來,甚至在高菊花懷裡睡著。這是大公司不會投資的,有天我收掉也沒關係,但這就是我要做的事。」

文:犁客

「到部落拜訪那天的最後,高英傑老師帶我們回到他達邦的老家,有個老太太在黃昏的天色裡迎接我們,就是部落裡路燈的燈光,不怎麼亮。高英傑老師指著她,說,『這個是我姊姊,以前也在唱歌。』」熊儒賢眼中浮現懷念的神采,「我不知怎麼突然想到,『妳是派娜娜!』她說,『是,我是。』」

熊儒賢是「野火樂集」的創辦人。「野火樂集」在2006年推出《鄒之春神》專輯,以鄒族原住民高一生的創作為主題;高一生多才多藝,不但是作曲寫詩,也關心政治,在二二八事件後的白色恐怖時期被迫害槍決。

「野火樂集」成立初期,熊儒賢與台灣最早組織搖滾樂團表演的音樂前輩金祖齡聊天時,金祖齡提到他在許多現今已不存在的場地表演時,遇過一個名為「派娜娜」的女歌手,外貌與唱功俱佳,紅極一時,但家裡有點政治問題的背景,但不知是否仍然健在。熊儒賢沒有特別留心,但幾年之後在阿里山區達邦部落遇見老婦人時,這個名字猛地躍上心頭;脫口詢問,居然得到肯定的答覆。

「派娜娜」就是高一生的長女高菊花。

「好像五雷轟頂,沒想到會在海拔這個高度的地方找到她。」熊儒賢說,「我覺得我好像音樂的靈媒喔,我還聯絡了住在紐約的金老師,讓他們講電話。他們兩個都沒忘記彼此,那一刻我覺得好神聖,好奇妙。」

高菊花過世之前,與熊儒賢成了熟朋友,「那時我沒事就在台北找各種口味的起司,因為她喜歡吃」;高菊花過世之後,「野火樂集」替她製作了紀念專輯及紀錄片,「做『野火』這些專輯的時候,會覺得遇到什麼覺得該做的,就做。」

執行信仰的人

熊儒賢從學校畢業之後,進入「百是傳播」,在暱稱「寇桑」的黃義雄手下工作,新書《我的流行音樂病》裡有幾篇記述了這位「綜藝教父」的有趣事蹟。「我們這代人小時候台灣開始有電視,我從小就對那個玻璃框框裡的東西有興趣;當時想做流行音樂或節目,不是進『福隆』,就是『百是』,不然就是華視系統。」熊儒賢說,「我覺得我對大眾傳播,或者一首歌,有的不是熱愛,而是信仰,所以求職時的第一志願,就是想進入那個玻璃框框裡的行業。」

替大牌主持人安排流程、聽到歌手們還沒混音後製的錄音、晚上送曲子給樂隊老師編譜、確保錄影順利進行,工作內容緊湊,「不過開錄之後只要中視大樂隊林家慶老師指揮的聲音一下,我整個人就鬆了,好像馬上切換變成另一個聽歌的人。」熊儒賢說,「我的耳朵或眼中,看到的就是當年的新人、現在的巨星在現場唱歌。你會覺得說,這個不是螢光幕耶!所以我覺得很幸運,選對了自己喜歡做的事,變成一個執行信仰的人。」

進入幕後工作,除了像是美夢成真,也有很多意料之外的差事。——那時是戒嚴末期,《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直到1987年解嚴的四年後才廢止,詞曲都需要先行送審,「當年送審一首曲子,有句歌詞叫『秋風起落葉飄滿地』,結果被打回來,要改;作詞人就是想要營造一個畫面,這要怎麼改?」熊儒賢說,「結果不過的理由是『製造環境髒亂』。老師一輩子寫過那麼多好詞,結果那首不通過的原因竟然是『製造環境髒亂』,想起來很不捨啊,就是那樣的時代。」

政治還有更直接的影響,「有次錄影前一天什麼都排好了、rundown啦歌星啦都做了所有準備,然後當天早上起來,聽到蔣經國先生過世的新聞。」熊儒賢說,「電視台不能亂唱歌,還要改成黑白播出,原來排定的節目都不能做了。剛好那時齊豫翻唱了〈Like a Hero〉,反正是『Hero』嘛,我們趕緊發齊豫來錄單歌,原來預備的乾冰機狂噴啊,紀念偉大的領袖嘛。」

就算政府沒有明確規定,那時大家心中都有個「小警總」,「例如馬毓芬當時有首新歌叫〈多情會有問題〉,我們就覺得不能播。」熊儒賢說,「『有問題』你就直覺會有問題。」

進入流行樂壇

離開製作公司後,熊儒賢成為自由接案人、接著進入唱片業——她自承比起製作綜藝節目,她更喜歡的是音樂。事實上,自由接案時期她就已經製作過訪問音樂幕後工作者的節目,除了詞曲創作者、製作人、唱片公司老闆,還訪問過封面設計師。「我從小就覺得螢幕上看到的那個人背後一定還有很多人幫忙,貢獻出自己偉大的心力,」熊儒賢說,「我可不可以讓大家藉由我去觸及幕後,好像從窺視進入實境,看看是誰造就了大家畫面上看到的明星。」

熊儒賢認為,流行文化並不只有表層娛樂,還有很多蘊藏文化的可能,「例如李泰祥,如果沒有〈橄欖樹〉,他就不會被劃入流行音樂當中,不過他本身是學古典樂的。主要是要有人願意從流行音樂的角度,把更好的音樂帶進來,而我想把spotlight轉到更裡層,讓你發現你喜歡一首歌之後,從這首歌裡面你可以喜歡更多人。」

把熊儒賢拉進唱片業的是點將唱片創立者桂鳴玉,兩人在熊儒賢製作節目時認識;桂鳴玉不喜歡受訪,熊儒賢一直麿到對方答應,不料過了幾天,桂鳴玉打電話問熊儒賢要不要去點將上班。「那時台灣流行樂壇還沒有拍音樂錄影帶的慣例,但風氣慢慢在起來,歌手不用上節目,打歌播帶子就好,所以她們需要懂影像製作的人去幫忙。」熊儒賢說,「那時收入其實不錯,不過你知道,人還很飢渴的時候,有地方提供你養分很重要;我真的對唱片有興趣,所以又回到領薪水的上班族工作。」

進入唱片業不只做唱片,熊儒賢除了寫唱片文案、寫歌詞,也負責找機會把自家歌手的作品變成廣告歌,或者談演唱會的廣告贊助。「那時菜市場攤販收了牛肉場的錢,會在攤販後面高高的牆上貼牛肉場海報,我會在下班、趁半夜攤販還沒上工時候,蹬著高跟鞋爬到攤販的台子上,用我們的唱片宣傳海報把牛肉場的蓋掉;我賭他們不會發現、就算發現了也懶得撕,反正牛肉場的錢已經收了。」熊儒賢笑著說,「我還會抱著袋子去剪接室睡覺,為什麼?因為我要插隊啊!前一個剪到什麼時候算不準,我就睡到人家剪完了,插隊請剪接師先剪我的帶子。」

國際化與野火樂集

20世紀八零年代中後段到九零年代是台灣流行音樂大步前進的時期。戰後嬰兒潮出生的最後一批年輕人,降生在沒有戰亂的年代、經歷了校園民歌時期、家裡也有餘裕支持,開始投入創作市場或成立公司,彼此競爭,但關係大致友好;各地的華語歌手,也把台灣視為重要的發展市場。

熊儒賢認為,對台灣流行音樂造成重大影響的,還有有線頻道開放。

「媒體開放就民主來看絕對正確,但那時不是所有領域都有合適的人才。當年掌握cable資源的很多都是在地角頭,他們有傳播的硬體,但是沒有內容,最快的方式就是找唱片公司要MV。」熊儒賢說,「他們會問你現在打什麼歌?我一天可以幫你播三十遍,而且不用錢。我們當然覺得好呀。後來開始要收費了,我甚至還去買過地區的蓋台廣告。幾年後正規的MTV頻道進台灣,我才覺得好像真的找到了正確的媒體。」

接觸香港明星為熊儒賢帶來另一層思維,「那時覺得港星有種優越感,而且真的很『明星』。你知道嗎,港星很喜歡在台灣夜市買便宜的墨鏡,同樣的東西他們戴起來就是不一樣。」MTV頻道帶來的西洋衝擊、港星,以及當年中國新興的搖滾團體,讓熊儒賢開始思考:「你的音樂必須國際化,但也必須唱出自己心裡的聲音。」

只是國際化帶來另一番局面:國外唱片公司併購國內唱片公司,資本的算計逐漸取代了創作的初衷。「有一回我問一個唱片公司老闆為什麼願意把公司賣掉?」熊儒賢回憶,「他很無奈地說,不賣的話,我們的唱片一樣會在市場上被他們壓下去。」熊儒賢明白,不是每個人都捨得轉手售出自己的心血,但這樣在資本博弈的賭盤中只會變成輸家;同時,她也明白,台灣原來生產流行音樂的模式已陷入疲態。

2002年,熊儒賢創立「野火樂集」的種子,那時已經埋下。

真心為音樂感動的初心

多年來熊儒賢陸續在各種媒體上發表與流行樂壇相關的文字,有些是明星的日常貼身紀錄,有些是對市場的觀察;2022年,這些文字彙整為《我的流行音樂病》出版,並搭配「台灣流聲機」實體展覽,復刻了唱片行、音樂沙龍,現場有可以實際聆賞的CD、錄音帶和黑膠,大量珍貴海報,以及相關紀錄片播放。

坐在放映室裡,熊儒賢聊到某回在中國的經驗。

「魔岩還沒引入中國歌手時,我就聽過張楚的〈姊姊〉,對我來說很震撼;他《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專輯裡那首〈愛情〉,是我最愛的前三名。」熊儒賢說,「有一次我們在中國辦演唱會,然後被安排到附近一家火鍋店,一堆參加演唱會的人向我介紹說他們是誰,我根本不記得。稍微回過神時,有人跟我說,坐在那邊不說話的那個就是張楚。我跑過去蹲在他面前說我喜歡你、我是你的歌迷,基本上就快跪下了;我到今天都還記得,他看起來就像個農民,沒有表情,也沒有說話,我發現他還沉浸在剛剛演唱會的感動裡。」

真心為音樂感動,替流行音樂開發更多可能,正是熊儒賢一路走來抱持的初心;不是工業化的產製旋律和歌詞,而是更深層內裡的依靠。「接觸原住民音樂、每回去部落的時候,他們都會問我下次什麼時候『回來』,這兩個字很觸動我。」熊儒賢說,「音樂工業做到最後是直挺挺站著、甚至要穿上盔甲的,但在那些歌裡,我覺得我可以進到裡面、躺下來,甚至在高菊花懷裡睡著。這是大公司不會投資的,有天我收掉也沒關係,但這就是我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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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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