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二戰：3個穆斯林，如何從納粹手中救出上萬猶太人？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許多人的偏見認為伊斯蘭民眾就是與恐怖主義有潛在關係，但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猶太人而戰的穆斯林故事，卻可以說明這種偏見是錯誤的。
文：劉祥裕
近來國際上恐怖攻擊不斷，尤其伊斯蘭國（IS）公眾處決的影片傳播，給許多人帶來對伊斯蘭的偏見，認定穆斯林必與恐怖主義有潛在關係。
相關閱讀：
但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幾位穆斯林故事，卻可以說明這種偏見是錯誤的。
對抗納粹而被槍斃的穆斯林情報員
一名受任英國政府擔任諜報員的穆斯林，曾潛入敵營執行任務，對抗屠殺猶太人的納粹德國。
這位穆斯林的英勇事蹟成為佳話，她是努爾‧伊納雅特‧汗（Noor Inayat Khan），出生於1914年的莫斯科，父親是信奉伊斯蘭教蘇菲派的印度人，母親則是美國人。一家在1917年俄國革命的時候，逃亡至法國巴黎。她在巴黎長大，並且成長在一個虔誠的伊斯蘭教家庭。後來戰事爆發，德國納粹入侵並占領法國，舉家再度遷至英國。
Photo Credit: Unknown CC0
2014年上映的紀錄片「帝國之敵：努爾‧伊納雅特‧可汗（Enemy of the Reich: The Noor Inayat Khan Story）」，呈現她不平凡的一生以及偉大的貢獻，以下則是該片3分鐘的預告。
才華洋溢的努爾，在25歲以前，完成了在索邦神學院兒童心理學的學位，並且成為豎琴演奏家。此外，在1939年出版一本名為「20個本生的故事」的著作。
隨後戰爭如火如荼地展開。由於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以及其宗教信仰的浸濡，培養出努爾對和平的追求以及對理想的堅持，因此當國家有難，努爾自願從軍。
不過從軍的過程，對努爾來說困難重重。雖然她順利地加入英國婦女輔助空軍部隊（Women’s Auxiliary Air Force），並受訓為無線電操作員，但對於重要的諜報戰工作，她卻不受長官的信任。由於她信仰伊斯蘭蘇菲派，且其衷於教義，使她耿直地在面試中表明不願說謊。但以諜報任務來說，這不是加分的特質。再者，她過去所學的專業派不上用場，體魄也無法應付高強度的情報工作，能力一再受到質疑。加上她是女性，又是穆斯林，這樣的身分在當時的時空下常遭到歧視。
然而，眼見心愛的法國遭到德國納粹蹂躪，努爾更加深她的決心與堅持，奮發學習無線電的使用，且一口流利的法語著實替她加分。於是在因緣際會下，她的能力與決心被當時負責諜報任務的執行長李奧‧馬克斯（Leo Marks）相中，不久之後，她就被派遣至巴黎，代號「瑪德蓮」（Madeleine），化名成「珍 ─ 瑪莉‧瑞涅」（Jeanne-Marie Rennier）。
在努爾抵達巴黎前，其被派駐的法國反抗組織，早已被德軍滲透。抵達後不到一週，組織已經被大舉掃蕩，上百個情報人員都被逮捕。當時努爾原有機會返回英國，但她拒絕了這個請求，並要求繼續留在當地執行情報任務。根據1949年4月的《倫敦憲報》（The London Gazette）的報導：「她拒絕拋棄巴黎最重要同時又最危險的工作，並且不願意留下無依無靠的法國同仁，希望能逐步重組她自己的團隊。」
這個諜報工作很容易被發現，因為占領當局可以回溯追蹤到信號進而捕獲間諜，因此，從事這種無線電任務很少可以撐過6週。努爾從1943年6月展開諜報工作，直到同年10月才不幸被德軍識破。在6個月當中，努爾肩負重責大任。由於人手不足，她必須獨力完成聯繫工作，以維持英國與法國反抗組織間的聯絡；同時須躲避蓋世太保布下的天羅地網，因此她時不時得更換住所，過著奔波的生活。
被捕後，她在大牢裡企圖脫逃兩次，但都以失敗收場。而且，一個在受訓時表明不願說謊的女子，在被捕後，環受敵軍的嚴刑拷打，仍未洩漏半點情報。努爾最後在隔年9月遭到槍決，得年30歲。
發給猶太人護照的土耳其駐法大使
Photo Credit: NA Public Domain
1939年8月，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外交官Behic Erkin，開始其在法國的外交生涯。1940年6月，納粹佔領法國，反猶的浪潮隨著德軍的腳步，入侵法國境內。境內的猶太人遭到納粹的迫害，時任法國總理的Leon Blum亦不例外，他個人被監禁，而他的兒子Robert Blum則被抓進集中營。那時候，Behic Erkin受到請託，出手相救，將Leon Blum的信交給土耳其總統İsmet İnönü，最後透過外交關係，成功地把總理的兒子Robert Blum釋放出來。
在1945年之前，土耳其是以中立國之姿來面對二戰爆發的戰事，因此倘具有土耳其身分者，就能夠順利地躲過德軍的清肅。駐法的土耳其外交官Behic Erkin及其同仁，遂展開猶太人救援活動。他們發放護照或頒發土耳其國籍的證明，並且安排火車協助猶太人離開法國，以避免猶太人慘遭納粹的屠殺，估計幫助過2萬名猶太人。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救援行動並非土耳其官方的政策，而是出自於外交官自己的良心。他們賭上自己的事業，有時候甚至是自己的性命，即使歐美他國的外交官冷眼旁觀，仍甘願冒著惹怒執政當局或土耳其政府的風險，執行一波波的救援行動。然而，受於納粹龐大壓力及顧忌納粹的武力入侵，土耳其政府於1943年召回大使Behic Erkin，此後，被送至土耳其的猶太人數量銳減。
伊朗版的辛德勒
1940年德國入侵巴黎，隨著政府更替，身為穆斯林的Abdol Hossein Sardari開始主掌伊朗駐巴黎領事館。當時伊朗雖然居於中立地位，但仍與納粹德國保持友好的互動關係。於是，納粹的宣傳機器指出，伊朗人在種族上與德國人相近。儘管如此，在巴黎相當可觀的伊朗猶太社區卻依然受到反猶的衝擊。
不過，Sardari憑其所學的法律專業及外交背景，成功地保護伊朗猶太人免於迫害。他說服納粹德國，指出伊朗猶太人與德國人在過往歷史淵源以及民族學的研究下，同屬雅利安人（Aryans）而非閃米特人（Semites），並透過他深耕在地的影響力，使伊朗猶太人在納粹種族法上得到豁免。
此外，在納粹的「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階段時，Sardari受伊朗猶太社區的長者請託，在未經高層授權下，他發送護照，協助伊朗猶太人甚至是非伊朗猶太人，離開納粹占領下的法國。這次行動，共拯救超過2,000人躲過種族清洗。
一位受過Sardari協助而離開法國的老婦人，受訪時說到：「我記得父親一直告訴我們，有賴於Sardari的協助，我們才能逃離。那時候，沒有Sardari幫忙的人，被納粹抓走之後，往後都沒下落了。我住在巴黎的親戚，因為有他的幫助，他們沒受半點傷。」「我認為他就像辛德勒，拯救在巴黎的猶太人！」
三年不到，1943年英、蘇入侵伊朗，伊朗政府結束Sardari在法國的職務，換言之，Sardari不再是官方代表。但Sardari仍選擇留在巴黎，繼續透過自己的力量，保護在巴黎的猶太人。他在1978年受訪時提到：「如你所知，能在德國占領法國的時期擔任伊朗的領事，是我的榮幸。而且拯救、保護所有伊朗人是我的責任，其中當然包括伊朗猶太人。」
∗
這些是常被遺忘的故事，尤其現今國際社會上對於伊斯蘭的錯誤認知，時常把穆斯林與納粹擺在同一陣線上，說明他們對抗的共同對象都是「猶太人」。然而，回顧過去歷史可以發現，穆斯林並非全站在德國納粹那方，上述舉出的例子都是很好的證明。
因此，當伊斯蘭法西斯主義（Islamofascism）這個詞，從21世紀開始廣泛地在國際政治場域上被運用的時候，是否代表過於片面地描述伊斯蘭教，同時過度簡化伊斯蘭教與極端主義的關係？
成為穆斯林其實是宗教信仰的選擇，就像基督徒一般，穆斯林包括各式各樣的人，有女權運動者、同時也有努爾這種對抗種族主義的軍人。穆斯林並不是「和平」的敵人，真正的敵人往往被粗略的二分法給遮掩過去了。
責任編輯：鄭少凡
核稿編輯：闕士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