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防疫審視習時代的中國社會治理(下):各地走上了相同的「運動式治理」道路

從上海防疫審視習時代的中國社會治理(下):各地走上了相同的「運動式治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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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運動式治理作為一項政治策略,在現代中國的社會治理中一直被政治菁英們視為有助於推行國家政策、提高黨員幹部及群眾政治意識的有力工具。

各地防疫期間,除了動員官僚系統內部人員之外,許多基層工作需要依靠大量志願者完成。例如掃樓巡查、引導市民進行核酸檢測、負責流調環節的資訊收集及核准,甚至包括親自執行核酸檢測、完成疫苗宣傳等任務。

然而,防疫運動下重複、枯燥的工作不斷消耗著這些基層人員的工作熱情,並且,官僚系統「自上而下」、高壓且低效的管理模式,以及民眾對防疫的反感和抵抗,導致該群體無法被激發和實現其本能發揮的效能。

一個成熟公民社會的構建,依靠的是在傳統意義上公營與私營部門之外的自發力量,通過訴諸共同的利益、目的和價值,以非強制性的方式集結,並發展壯大。但是,一種傳統官僚管理方式的介入,既破壞了其中的自發性和非強制性,重複且繁瑣的行政任務,也消耗了參與者的價值感和意義感。

正如〈「動態清零」與基層的迷茫:一位中國防疫志願者的近距離觀察〉一文中寫道

最辛苦、承受最多壓力的基層工作者甚至可以說是中國防疫模式最堅定和最熱情的擁護者……然而,今年偶然和某些人再次談及這些問題,已經分外疲憊的他們卻猶豫了。反覆不斷的疫情,已經耗竭的精神和物質激勵,使得承受著上與下兩邊壓力的他們也不知道接下來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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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上海居民從居住的封控區探出頭來

最後,將運動式治理的成果和執政合法性綁定存在潛在的反噬威脅

有分析認為,武漢疫情之後中央重新奪回了鄧時代以來所喪失的、對地方在公共衛生上的控制權。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後,公共部門的管理方式和治理理念均發生了巨大變化。

隨著官僚系統不斷擴大,並逐漸向專業化發展,越來越多的參與者加入到國家政策網路的構建過程中,並獲得相應的權力和資源。中央政府為保證其政策實施過程的整體和連貫性,所能施加的影響力逐漸減弱,產生了基於「職能」和「地域」的兩種分權類型。在中國,統一表現為中央集權的弱化,和地方分權的凸顯。

具體而言,改革開放後,隨著以「結果論」為基調的經濟建設,中國人口的總體健康逐漸惡化,尤其對農村地區來說,傳播性疾病和慢性病激增。同時,一種垂直的,在中央和地方間關於疾病防控的溝通機制被弱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央對地方的動員能力,無法獲知地方的真實狀況。

然而,公共危機的出現將國家迅速召回某種可強化中央對地方控制的「例外狀態」,並且,防疫初期的短暫勝利也成了當局重申其執政合法性的象徵。

疫情發生以來,北京當局對中國各界在抗疫中的表現公開給予了多次肯定,其中最為盛大的是在2020年9月8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抗擊疫情表彰大會上。當局在場肯定了其領導下社會各界以最短時間遏制疫情蔓延勢頭的努力,將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內,並且,最終快速取得了殲滅疫情的決定性勝利,把體制優勢和「中國速度」捆綁,以展現領導層在應對公共危機時的高效指揮和社會治理能力。

如果說這次慶祝大會的召開是基於某種社會現實──病毒被有效撲滅,各類社會機制恢復運轉,那麼近期北京當局在冬奧表彰大會上對中國防疫政策的肯定則是一種形式上的必要──無論屆時上海等地因疫情復發採取了多麼嚴苛的封鎖措施,造成多大範圍的社會影響,中國的防疫政策都值得一再被嘉獎。並且需要用極為「儀式感」的方式向公眾展現,確保其偉大、光榮和正確。

這類「儀式」說明了「劇場國家」──通過排場、虛文,為當權者的相關決定背書──在威權主義政治中的重要性。具體而言,當局借由聲勢浩大的盛會,混合「政治彩排」(political rehearsals)和「公開展示」(public display),以顯示「確認合法性」(confirmative legitimacy),讓其希望傳達的政令、思想,通過精心準備的演說,得到順利接受和歡呼。

不僅如此,這樣的「儀式」在民間抗疫實踐中還產生了某種「上行下效」的演化:社交媒體上廣為傳播、實則刻意安排的「加油喊樓」,民眾感激政府及時配送相關物資,以及地方衛視邀請各路名人連袂演繹抗疫特別節目等,皆為營造一個可稱之為合法性的幻象。

在此次上海防疫運動中,我們還能進一步窺見的是,極力維護一種高度集權化的控制會同時犧牲地方靈活治理的能力,進一步激發基層官員的「不服從」行為,即便這種「不服從」所造成的影響從短期來看是有限的。例如,有上海基層官員罕見地公開向民眾抱怨其專業建議不被上級認可,並且,近乎要被當下高度政治化的防疫舉措逼瘋。

周雪光在《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書中將其概括為:

一統體制與有效治理之間的矛盾,集中表現在「中央管轄權與地方治理權間的緊張和不相容」:「前者趨於權力、資源向上集中,從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後者又常常表現為各行其是、偏離失控,對一統體制的中央核心產生威脅。」

需要強調的是,當標準化的高壓防疫措施逐漸常態化,變種病毒的傳播力愈發強勁,有關當局視「清零」為加強某種執政合法性的有力依據將導致其面臨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任何在「清零」運動過程中遭遇的阻礙都可能演變成否定當局執政能力的風險,而不斷被強化的政治性目標將最終葬送各地社會治理的有效性。

本文經思想坦克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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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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