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壓榨的一代》:即使是律師、會計師等上層中產階級,也被生活開銷壓得喘不過氣來

《被壓榨的一代》:即使是律師、會計師等上層中產階級,也被生活開銷壓得喘不過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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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作者艾莉莎.奎特是非營利組織「經濟困難報告計畫」的執行主編,該組織致力於報導不平等的社會現象。面對當前困局,奎特試圖從政策面、個人面給出解決方案。本書不只忠實呈現中產階級的難題,更流露出深切的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感。

文: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

你住不起

這就是身為中產階級的我在物價高昂的大城市中,所經歷的日常剝削。個別來看,這些煩惱都可以忍受。但一旦加總後,就會讓人覺得這座城市似乎在對我們說:你們這種人已經不屬於這裡了。(我和先生曾經討論搬去其他更便宜的城市,如德州的奧斯汀或奧勒崗的波特蘭,希望自己能輕鬆地在這些地方重新開始,買到那些以孔雀羽毛裝飾的復古衣服,並保有至少能負擔得起一杯氮氣冰咖啡的生活品質。但我們最後還是打退堂鼓,留在紐約,因為在這代價高昂的城市裡才有新聞相關工作。)

與此同時,我開始發現家裡附近的商店往往開業沒多久就倒閉,因為這些小商店的老闆付不出店租。他們因為自己的店鋪而被擠出市場,而不是競爭者。我居住區域的附近,很快地就變成了一個小小的鬼鎮——在這如今就像是帝國的美國城市裡。事實上,如同舊金山的坦諾,我出生長大的城市和我上過的學校,如今都被超級富豪入侵,而這也是為什麼租金如此高昂的原因。如果中產階級者拒絕接受高層中產階級也在受苦的事實,就像是在否定另一個因不平等而感受到孤立的族群,無論這種程度對其他中產階級者而言,是多麼地輕微。

根據二○一四年的研究,收入帶給你的生理與心理滿足,會視你的收入與周圍社群收入的比較結果而定。來自斯特靈大學(University of Stirling)的行為科學副教授麥克.戴利(Michael Daly)和其同事,指出他們的發現「解釋了社會地位——而不是物質狀態,或許才能闡述金錢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根據他們的研究,一個人的整體健康(包括肥胖或慢性疾病等)受收入與財富名次的影響,遠高於收入與財富的絕對價值。此外,較高的地位,能帶來實質的健康益處。轉換成社會階級來看,就是在經濟方面做到「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看起來,處在上流社會的底層,會損害一個人的生理健康。

表面上來看,那些位在上流社會底層的人們就經濟方面而言,沒有什麼困擾。但他們卻仍舊煩惱著。甚至連擁有穩定職業且經濟方面無虞的人,也無法放寬心。

此處,我必須再次重申——確實,與我們先前所認識的那些較不寬裕家庭相比,上層中產階級所感受到的心理負擔,遠不能和這些家庭面臨的危機或甚至是焦慮相提並論。然而,對於坦諾或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艾米而言,生活在被一%的人所主宰的美國城市裡,其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切的。我也感受到了。

我還記得尚未被金錢宰制的紐約,一個處在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零碎片段的城市,一個可以容納非雄心抱負者的地方。回想著紐約還未經歷房地產熱潮的時期,我心底充滿被我自己視為不道德的懷舊情結。那時候,我所認識且熱愛的大人們,住在一大片邋遢而凌亂的小房子裡,如同隱藏在串珠項鍊珠子間的汙垢。現在,住在我家附近的鄰居們都是真正的有錢人,他們用上百萬美元的代價,買下曾被小說家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輕蔑地稱為「覆蓋著冷掉的巧克力醬」、外牆為褐色砂石的房屋。

我看著這些房子的主人(更常是他們的保姆)到托兒所或學校,接送他們那穿著白色牛仔褲與潔白無瑕運動鞋的孩子們(就算是玩遊樂設施,他們也經常穿著這樣不合宜的打扮),手上拎著要價四位數、掛飾還會發出各種叮噹聲響的名牌包。他們所表現出的潔淨與對高價消耗品的興趣,往往讓我相當緊張,那純潔無瑕的白,就像是超乎尋常賺錢能力的象徵(且經常與加劇不平等現象的金融活動相關)。在他們那大理石豪宅中所舉辦的奢華兒童慶生會(有時候還會有數名活動策劃在場,外加數間托兒服務),就像是超現實主義者的活動。

過去,那些位於中產階級上層的人們,並不是人人都想仿效社會頂層一%有錢人或名流的生活。此外,他們也更傾向去找一份能讓他們與其他人不同、且具有確定性與穩定性的工作。但現在情況不同了。

無論是讀者或媒體網站下方留言的網友們,大肆撻伐那些抱怨著自己處境的上層中產階級,為他們所擁有的相對舒適與特權責備他們。我也看到了知名記者尼爾.蓋布勒(Neal Gabler)因為二○一六年一篇刊登在《大西洋》(Atlantic)上的文章,而招惹眾怒。在這篇文章裡,蓋布勒分享了自己的財務危機,包括住在紐約度假勝地漢普頓(Hamptons)與一大群富人為鄰的悲慘故事,以及必須將退休金拿出來以支付女兒婚禮費用的事情。

作為回應,作家海蓮娜.歐倫(Helaine Olen)如此描述此一「悲傷、心碎而又文謅謅男子」的文章:「一名成功、受人敬重的白人男性站出來,將自己的財務困窘攤在大眾眼前,一個試圖維持表象、暗地裡卻已千瘡百孔的故事。他暗示或坦白地說自己就是我們所有人的化身⋯⋯然而更多時候,這不過是個加以粉飾的特權故事。」

當然,這些評論者(和我)或許會被視為愛抱怨的小小中產階級分子。在城市內眾所週知的「貧窮門戶」進進出出(有收入限制的住宅區和混合收入的住宅區),必須付出一定的心理代價。我必須再次強調,這些代價往往是隱性的,因為這些住在舊金山(兩房公寓的平均月租為四千四百三十美元)等高物價城市中、且在財務上高人一等的族群們,對於他人與自己的狀況,可是再清楚不過。

我從那些住在扭曲且富裕地區旁的上層中產階級者口中所聽到的故事,包括下面這個:在馬里蘭的郊區,一支來自中產階級學校的棒球校隊正在和另一個來自更有錢郊區的校隊比賽。其中一名來自沒那麼有錢校隊球員的母親,正興高采烈地為自己的孩子與其他小孩加油時,卻聽到來自另一隊的家長與年輕孩子們的口號:「低平均收入!低平均收入!」,接著是「你的爸媽餵不飽你嗎?要不要叫兒童保護局的人來?」這就是來自頂層一%族群的笑話——而且是出自非常年輕孩子的口中。

在一份由邁克爾.馬爾莫(Michael Marmot)爵士所進行的知名「白廳調查」(Whitehall Studies)中,自一九六七年起針對英國男性公務人員進行了長期追蹤,並發現收入差異會對心理與生理產生影響,即便是那些只在一人(官員)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層。根據這份調查,高層中的底層人口,其死亡率高於他們的上司,當然,壓力最大的底層員工其死亡率是最高的。但位於最頂層者和位於頂層底端者的差距,令人吃驚。這種差距為整體不平等所造成的後果。

根據研究顯示,即便是收入列全美前一○%者,現在也認為自己被排除在財富與權力之外。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也於二○一四年發表了相似的研究結果,指出在美國三分之一的人口中,那占三分之二的月光族(paycheck-to-paycheck)或許已經算是幸運的一群了。在這份被命名為「貧窮化的富人」(The Wealthy Hand-to-Mouth)研究中,作者們描述了一群擁有令人稱羨的流動性資產(如房子或退休基金)指標,卻認為自己深陷在財務危機中的族群。

而這些上層中產階級家庭也時常經歷了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以及芝加哥大學學者所稱的「跟風消費」(trickle-downconsumption),像是雇用家教好讓自己的孩子能跟富裕家庭的後代競爭。 然而後者的家庭為了維持子女在學業與才藝上的競爭力,往往願意投注更多資源。舉例來說,雇用時薪六十五至一百二十美元、甚至是五百美元的數學家教。

這些都是因為收入差異所導致的心理後果。但此種壓力和惡性比較,並不是只存在那些擁有特權卻神經兮兮的人們腦中。為什麼?因為許多基礎性的中產階級職業,正在悄悄地消失,像是律師。

育兒是件燒錢的事

多年來,我不僅訪談過惶惶不安或失業的律師,也訪談過許多寫程式的工程師、圖書資訊和人力資源工作者。我詢問他們為什麼陷入經濟不穩定的窘境,而他們在回答的時候總是異常熱切,就好像一直期待有人能問他們這個問題般。然而矛盾的是,他們往往希望自己能匿名作答。我猜想談論對於自己走在康莊大道上,卻出了差錯的心情,就像是鬧出職業上的酒後亂性風波般。此外,假設這些受訪者的事業突然好轉,而人們卻在書裡看到他們承認自己過去的失敗時,又該怎麼辦?

舉例來說,我曾和一名在南加州私人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律師談過話,他專門負責人身傷害案件與民事訴訟。儘管工時超長,這名三十多歲的律師和他的太太卻不得不和父母同住,以省下房租。他擁有移民背景的雙親,非常渴望抱孫子,但他說自己根本養不起孩子。他和太太賺得錢不夠多,而且他念法律學校的學貸還沒有還清。

這類故事很常見。住在維吉尼亞阿靈頓市(Arlington)的會計師安斯莉.斯坦普頓(Ainsley Stapleton)今年四十歲,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的她共有三個孩子。在我第一次跟她碰面時,孩子們都在上學前班或托兒所,而她計算了自己的收入,有八七.六%都花在他們身上。

「這讓我有一點點想哭,」在辦公室內和我通電話的斯坦普頓說道。她說,她和在政府部門任職的先生曾經討論過,是否夫妻中的其中一人應該辭職,「但我們都太喜歡工作了。」

一年後,當我又和她聯繫上時,狀況已經有很大的改善。不過某些意料之外、但也是美國國內非常典型的壓力來源依舊存在。隨著兩個孩子都上了公立小學、僅剩一個孩子需要去托兒所,他們的家庭總體開銷顯著下降。(她的第三個孩子將於二○一七年九月開始上幼稚園。)不過,年紀較大的兩個孩子現在開始會去夏令營,且平日需要上安親班。多數時候,斯坦普頓的工作都是結束在下午三點過後,夏天也需要上班。

換句話說,他們必須送孩子去夏令營,另外,如果她想好好地完成工作,還必須幫孩子報名安親班。北維吉尼亞的夏令營可不便宜,她抱怨道。儘管有些夏令營收費較低廉,但估計也要三百五十美元左右;而她送孩子們去的夏令營每週收費為四百二十五至四百五十美元間(每個孩子)。對斯坦普頓來說,這些預期外的開銷也必須加在整個家庭為了孩子的育兒費用上(目前為每年兩萬一千美元)。

諸如此類可能會吞掉家庭大部分收入的開銷,會因地域而出現顯著差異。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針對兩大兩小家庭所估算出來的基本預算,以二○一五年為例,住在華盛頓特區的四口之家,每年預算為十萬六千四百九十三美元;但如果在田納西的莫里斯敦(Morristown),則只要四萬九千一百一十四美元。(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也發現,擁有一個四歲孩子與一個八歲孩子的家庭,其托兒費用在該機構所調查的六百一十八個美國社區中,總金額甚至超過五百個社區的平均租金。 )

就表面來看,斯坦普頓認為她的家庭並不會不快樂。儘管必須負擔房貸,她們擁有自己的房子。在天氣好的週末,她們會一起到公園玩。但孩子的生活,與她在費城郊外長大的生活非常不同。在那個時代,她的母親待在家裡陪她,而且她上的是私立學校;但是斯坦普頓知道,這些額外負擔對她的家庭來說太沉重。度假也是。斯坦普頓說自己是一名「成天忙著幫別人計算數字」的註冊會計師,因此當我得知她對自己家庭開銷的數字並不清楚時,覺得非常奇怪。她向我坦白,她一點都不想算那些數字,因為她知道結果肯定是慘不忍睹。

當我和許多其他起步更艱辛的中產階級交談時,我總是想著造成他們對生活如此失望的原因之中,有多少是因為自己。有些人鬱鬱寡歡。這些原因之中確實有時會參雜著個人因素,但還有很大部分是基於外部因素,如年齡歧視。

以在密西西比工作、直言不諱地稱自己生活「並不快樂」的律師安妮(Anne)為例。五十九歲的她,過去二十多年來都在一間專攻稅法的律師事務所工作。當她於二○一○年因為出現偏頭痛症狀而請了三個月的醫療假後,她很快地就被雇主「趕了出去」,她說。後來,因為頭痛而臥病在床的期間,她花光了所有積蓄。在她因為健康原因而休養的期間,她還必須替兒子付大學學費。結局是無情的。「這與我預期自己在這個歲數時該有的生活,有著天壤之別,」她對我說。「年薪六位數的薪水和福利就這樣沒了。」而她接著對法律學校及差勁公司的批判,對現在的我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內容。

另外,還有一位住在曼哈頓的女子,儘管沒錢卻總是打扮得光鮮亮麗,只為了讓自己在同儕眼中看起來就跟他們的地位相襯、且屬於他們的一分子。舉例來說,她會花錢買些昂貴的小奢侈——「在餐廳裡點一杯紅酒而不是喝水就好,更常地使用信用卡來支付像是染髮或挑染等帳單。」她也說:「我認為自己是可憐的中產階級。」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被壓榨的一代:發薪即破財,直面高房價、高通膨時代的虐心解讀》,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
譯者:李祐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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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毫不留情地揭穿不平等現況。像是推特、臉書還是Instagram上,許多人喜歡用每天一條的發文,來呈現自己的活動,瀏覽著這些照片的我們,覺得又嫉妒、又自卑。於是我們在壓抑許久的人生下,可能產生和作者私下一樣的「另類」小確幸:「我喜歡看到那些特權者使壞,也極度渴望見到那些超級富豪遭到報應。但報應從未出現。」

本書作者艾莉莎.奎特是非營利組織「經濟困難報告計畫」的執行主編,該組織致力於報導不平等的社會現象。面對當前困局,奎特試圖從政策面、個人面給出解決方案。本書不只忠實呈現中產階級的難題,更流露出深切的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感。

本書初版為《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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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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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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