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與文明》:康德論世界公民法權——歐洲對外帝國主義式擴張如何違反普遍的友善?

《帝國與文明》:康德論世界公民法權——歐洲對外帝國主義式擴張如何違反普遍的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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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將臨時條款視為康德消極地批判在他之前的義戰傳統與國際法傳統,那麼後續的「國家之間的永久和平之確定條款」便可以看成是康德國際政治思想之「積極的建構」。

文:周家瑜

康德論世界公民法權:歐洲對外帝國主義式擴張如何違反普遍的友善?(節錄)

康德在〈論永久和平〉中提出的世界公民法權可以視為康德對國際法傳統的修正與批判。首先,傳統國際法主要探討國與國之互動,國家作為國際領域中的行為主體在國際法中享有不受外來侵略與干預的權利,然而「非國家的民族」(non-state peoples)在此一論述中似乎缺席了,而康德的世界公民法權似乎可以補充這一個理論空缺(Niesen, 2007: 94)。

其次,國際法傳統中國際之間主張「友善的權利」(right to hospitality)經常被用來當成證成對外擴張貿易活動的理論依據,也就是說當歐洲國家對外尋求商業貿易機會時,似乎應當享有不受到當地居民或非歐洲民族的敵意對待之權利或主張,換句話說,歐洲國家藉由訴諸「應當被友善對待的權利,意圖在於進而與這些非國家的民族或社會建立起權力不對等的商業關係(Ypi, 2014: 118),然而康德藉由重構此一權利的內涵,將它轉化為某種批判當時歐洲貿易國家對外侵略行為的基礎。康德對歐洲殖民活動的具體批判為何呢?

在〈論永久和平〉中,康德以某種國際條約的形式,列出為達永久和平所需實踐的臨時條款與確定條款。康德此文中所強調的永久和平狀態有別於暫時的停戰狀態,能夠稱之為(永久)和平的狀態是一種「所有敵對意圖之終結」(Peace means an end to all hostilities)(Kant, 1991: 93)。康德強調「意圖」而非「行為」,因為他親見當代許多所謂國際和平條約之締結,儘管似乎在行為上暫停了戰火,但實際上保留了再度開戰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關係不可能達致永久和平之理想。

因此,可以說,康德所提出的臨時條款便是用來防範此種發動戰爭的意圖,例如臨時條款第一條便明確禁止「任何和約締結時,不能祕密地為一場未來的戰爭保留物資」(Ibid., 93),第三條主張常備軍應當逐漸地廢除(ibid., 94),緊接著第四條主張「任何國家均不該在涉及對外的國際糾紛時舉債」(ibid., 95)。這些條款可以看成是對意圖的限制,有學者指出:此種對和平狀態的界定表示康德將和平視為一種一舉為所有紛爭畫下句點的狀態(peace imposes closure)(Ripstein, 2014: 152-3),前述被臨時條款所禁止的國家行為本身都帶有保持紛爭狀態或以單邊行為裁決紛爭的意圖。

如果將臨時條款視為康德消極地批判在他之前的義戰傳統與國際法傳統,【註1】那麼後續的「國家之間的永久和平之確定條款」便可以看成是康德國際政治思想之「積極的建構」。除了主張共和制的國家應當組成自由的國際聯盟以外,與本文主題最為相關的是,康德在探討國際互動的層次上提出了世界公民法權(cosmopolitan right)。康德將此種權利限制在某種「普世友善的態度」(universal hospitality),康德認為此種友善是一種外來者可主張之權利,憑藉此種權利「外地人在抵達其他人的領土時,不應被敵意對待」(Kant, 1991: 105)。

但這並不是一種外來者能夠藉以要求受到款待或歡迎的權利,相對於「賓客權」(right of guest),康德提出的世界公民法權更接近某種「拜訪權」(a right of resort; Besuchrecht)。只要外來者採取一個和平的態度,那麼因為地球表面積的有限性,民族與民族之間不可能無限地分散而不相互接觸,在這種必然接觸交往的可能性前提之下(康德稱之為「地表權」〔right to the earth’s surface〕),康德藉此一世界公民法權的論述,期望使人類種屬最終能夠往一個世界公民的體制更加趨近。【註2】

然而,關鍵在於此種進展必須建立在「和平的相互關係」(peaceful mutual relations)之上。緊接著世界公民法權的定義,康德批評歐洲對外與其他民族與國家互動時的「不友善」(inhospitable)(Kant, 1991: 106)。此處康德並非僅是輕描淡寫地描述歐洲國家對外征服的行為,他認為這些國家的行為已經違反了世界公民法權所規約的普世友善態度。

「如果我們將我們這個洲的文明國家(特別是商業國家)的不友善行為與這個目標相比較的話,他們在拜訪其他國家與民族時(對這些國家與民族而言,此舉與征服無異),所展現出來的不正義是驚人的」(ibid.)。此處康德明確批判美洲與東印度所遭受的不正義,甚至進一步肯定東方社會對於歐洲文明國家侵略行為的對抗,因為此處文本清楚顯示康德對於歐洲國家自居文明社會對外行為的不以為然,特引整段如下。

〔對這些歐洲文明國家而言〕美洲,黑人國家、香料群島、好望角等地被發現時,是無主之地,因為它們不把當地居民當成一回事。在東印度(印度斯坦),它們僅以打算設立貿易據點為藉口便引進外來軍隊,導致對當地人的壓迫,並且煽動當地各國進行大規模戰爭,並且帶來飢荒、叛亂、背信,以及折磨人類的一連串災禍。中國與日本對此類客人已有經驗,因此有聰明的應付之方。中國雖然允許這類客人接近,但不允許它們進入國內。日本甚至只容許一個歐洲民族(荷蘭人)接觸,但卻使他們在整個過程中像囚犯一樣,無法與當地社群接觸。(Kant, 1991: 106)

康德不僅僅譴責歐洲國家對外擴張活動本身導致的暴行,他也對歐洲商業國家倚仗自身優越的軍事力量,甚至將軍事優勢看成是某種「道德上的優越」(Moral superiority)這種做法持強烈批判態度,這種擴張策略的核心在於將其他非歐洲民族看成缺乏法治與文明的社會(Pitts, 2018: 1)。若我們將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中的補充考量進去的話,則康德此處對歐洲對外帝國主義式擴張(imperial expansion)之批判態度更加清晰。

康德質疑且譴責當時歐洲國家對非農耕民族所採取的種種權謀與欺騙手段,因為世界公民法權賦予的拜訪權並非移居到其他民族領土上的居住權。因此康德追問:「 〔⋯⋯〕一個民族是否可以在新發現的地方,即使不經過一個已在這樣一個地區立足的民族之同意,就在其附近定居(settle/Anwohnung/accolatus)並占取土地呢?」(Kant, 1996: 121-2)此處康德明確譴責了殖民活動中常見的種種機詐與暴行。

如果移居發生於距離原有民族所在之地如此遙遠之處,以致任何一方在使用土地時不會對另一方有所損害,則移居的權利是無庸置疑的。但如果事涉游牧民族或狩獵民族(如霍屯督族、通古斯族及大多數美洲民族)(the Hottentots and the Tungusi) 【註3】,而其生計有賴於廣大的開放之地,則移居不能憑藉強制力,而僅能藉由契約,而且即使在簽訂契約時,也不能利用當地居民對於這類田地轉讓之無知——儘管強制力之使用似乎有充分的辯解理由,即是說:這樣一種暴行帶來公共福祉,一則由於它教化了未開化的民族(連畢辛【註4】都想用這種藉口來原諒基督教被血腥地引進德國),再則是為了從他自己的土地上將墮落的人清理出去,並且期望這些人或是其子孫在另一個洲(如新荷蘭〔New Holland〕)【註5】得以改善——因為這一切自以為良善的意圖卻無法洗刷為此而使用的手段中不正義的汙點。(重點為我所加)(Kant, 1996: 122)

除此之外,康德也針對當時殖民活動中另一常見的藉口——「未開化民族」缺乏真正開墾與使用所占有土地之能力,因此其占有並不構成「真正的占有」(true dominion)(Pitts, 2018: 5)─加以譴責。依照此一邏輯,既然不存在財產權,外來的歐洲民族侵門踏戶的行為也就因之不構成侵略或侵犯財產權的罪行。相對於此種隱含歐洲文明優越心態的藉口,康德則首先指出:在不同土地上所選擇的生活與定居方式,並不就代表文明程度的高低優劣:「兩個相鄰的民族(或家族)會由於對一塊土地採取某種使用方式而相互衝突——例如,狩獵民族與游牧民族或農民之間,或者農民與栽植者之間,諸如此類——嗎?的確會!因為如果他們留在其界域之內,他們究竟想要如何在這塊土地上定居,就是一樁純屬喜好之事(res merae facultatis)〔純然可選擇之事〕」(Kant, 1996: 53)。

其次,相對於主張農耕民族才能「真正占有」土地的殖民國家,康德明確指出:使用土地的方式並不能決定該占有者是否真正取得土地所有權;換言之,無論是農耕,畜牧或游獵,「為了取得土地(acquire kand),對它的耕作(種植,開墾,排水之類)是必要的嗎?不,因為這些不同的特殊化形式僅是附質(accidents),直接占有並非它們的標的」(ibid., 52)。因為無論運用何種方式使用土地,都並不影響最初是否有效建立所有權這個最初始的問題。康德在此處明確譴責這個常見的殖民藉口。

自然本身(它厭惡虛空)似乎要求如此〔建立殖民地〕,不然的話,在其他各洲如今人口稠密的廣大地帶依然不會有聞名的居民居住〔⋯⋯〕因此造化之目的(the end of creation)就會落空。然而我們不難看穿「為了善的目的而認可一切手段」的這種不正義的面紗(耶穌會主義Jesuitism,意指對道德問題的詭辯),因此此種獲取土地的方式是可鄙的。(Kant, 1996: 53)

換句話說,康德批判歐洲殖民活動的手段與其證成基礎可以說來自兩個源頭,一是要求友善對待的權利,二是證成私有財產權的理論,儘管限於篇幅本文並未能深入探討這兩個論述,然而我們可以總結說,藉由一方面爬梳環繞康德國際政治思想之爭議,另一方面指出理解其對當代歐洲對外殖民活動批判之理論源頭應從其法權哲學當中尋求,康德國際政治圖像不應被視為某種帝國主義敘事。

註釋

[1] 在這一點上康德對於國際法的觀點明顯悖離較早期的西班牙學者如Vitoria與Suarez,後者企圖為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動辯護,並且認為國家有權利以武力與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保障自己掠奪的成果(Ripstein, 2014: 148-149)。除此之外,康德著名地批判在他之前的格勞秀斯(Hugo Grotius)、普芬道夫(Pufendorf)等人對於國際法的種種探討僅讓它們成為「惱人的安慰者」(sorry comforters),並未真正提供國際政治的解決方法(Kant, 1991: 103)。

筆者以為康德此一批判的根源在於他對於戰爭概念有著與前述思想家截然不同的理解,後者傾向尋找為正義之戰辯護的理據,例如認為擴展傳教活動與保護殖民成果可以證成軍事手段的使用。康德對這種論調的反對也反映在他對義戰理論的批評上。關於康德對義戰傳統的批判,可參見(Williams, 2012)。

[2] 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以一種更為法學的論述重述並增添了世界公民法權的內容。「地球上所有能有相互影響關係的民族之間儘管不必然友善,但卻和平的交流」這個理念並非慈善的(倫理性的),而是一項法律的原則〔⋯⋯〕就這項權利涉及所有民族在其可能的交往底某些普遍法則方面之可能的聯合而言,它能被稱為世界公民法權」(Kant, 1996: 121)。

[3] 霍屯督人為西非游牧民族,通古斯族為居住於中國與俄羅斯境內之民族。

[4] 畢辛(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哥廷根大學教授,亦為神學家與地理學家。

[5] 指澳洲。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國與文明:政治思想的全球轉向》,聯經出版

作者:曾國祥、劉佳昊、梁裕康、賴芸儀、周家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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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地點:全台戲院同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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