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島芳子》解說:男裝的國士川島芳子,可以說從養父浪速的絕望感中飛騰而出

《川島芳子》解說:男裝的國士川島芳子,可以說從養父浪速的絕望感中飛騰而出
1933年在錄音室的川島芳子。Photo Credit: 朝日新聞-文藝春秋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日本著名非虛構作家上坂冬子透過二戰後首次公開的新發現史料與證詞,加上與川島芳子的至親故友實際訪談,企圖重塑川島芳子這位備受戰爭牽連、被各方勢力利用而命運乖違的一生。

文:桶谷秀昭(日本文藝評論家)

解說

在戰爭結束前的昭和時代,川島芳子這個名號聽在我們耳中,就是一個羅曼蒂克的傳說角色。男裝的麗人,隱藏著異樣事件與飄蕩著詭異氛圍,她的身姿驅騁於大陸的風塵之中。

與我們大約同世代的曾野綾子,回想起「日本對支那大陸懷抱野心的那個時期」,正值她的少女時代,她寫道:「川島芳子與橫川省三的名字,與日式的死亡美學緊緊相扣,震撼著我的內心。比起少女小說,當時這類讀物反而更吸引我的注意。」(芙蓉書房刊《喀喇沁王妃與我》序文)。曾野綾子很自然地把川島芳子與橫川省三聯想在一起,這點引起了我深切的關注。橫川省三與沖禎介於日俄戰爭初期潛入滿蒙進行軍事偵查,川島芳子則是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活躍於大陸,即便兩者的時代背景不同,卻自然把他們聯想一起,究其原因,就在於川島芳子是一種悲劇的象徵。

日俄戰爭期的日本國民情感,是基於歐洲強國俄羅斯露骨地南下侵略,因為獨立與自衛本能,國民賭上國家存亡加以抵抗的想法,同時,也伴隨著「扶清卻露」的亞洲連帶情感。當時東京外國語學校教授二葉亭四迷,抱著埋骨大陸的覺悟,經由哈爾濱前往北京闖蕩,類似這樣的國民情感,可以說是最純粹的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ya)型表現。二葉亭前往北京協助當時主持警務學堂的川島浪速,但這樣的協力關係並未長久,原因與其說是思想上的差異,不如說是文人、知識分子與大陸浪人之間的氣質差異。

川島浪速在本書中,被描繪成一個配角,是女主角的養父,他的清朝復辟夢想破裂,是個既老又殘的過時大陸浪人,不過如果欠缺這位養父的薰陶,也就不會出現川島芳子的悲劇了。

川島浪速希望在滿蒙建立一個強力的國家,用以對抗俄羅斯,拯救清朝,這種亞細亞主義的構想,從他於明治十九年離開外國語學校前往大陸後,便未曾改變。這個構想的底蘊,那股純粹的心情,則由其盟友清朝皇族肅親王的女兒顯玗(芳子)繼受。

川島浪速的亞細亞主義,出發點與昭和時期操控滿洲國的官僚統治本質不同,浪速他們的想法,從投身生活於中國民眾之間開始:一起吃苦,以自己的肌膚去感受民眾,這種實踐欲望發展成一種可以為中國民眾而死的信念。芳子繼受的,正是此種思想,日本敗戰後她在獄中書信裡也有談到這個部分。那份對血脈相連同族的想念,對她而言是極其自然的表現。

但是,造成芳子悲劇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有個殘酷的要素介入。這個要素,作者上坂冬子不敢斷言直說,但我們仍然可以推測得出,那就是因為她身為女性而不得不面對男女性事上的抑鬱委屈。一位十七歲的少女,突然剪斷頭髮化身為男性的異樣行為,大概只能說是一種殘酷。

上坂寫作的意圖之一,就在於剝除男裝麗人這個浪漫的外衣,想要追究芳子的真實形象,但這種殘酷的意象,卻也更添加了芳子身為女性英雄的姿態。那是與女豪傑、女丈夫、有知識教養的女史等經常可見的畸形刻板形象不同,是另一種的傷痛。川島芳子的傷痛,與受到近代人權意識形態毀損女性自然本我的女史類型不同,那股傷痛讓我不由得感到同情,這位女性的天性,如果放在不同的時代或環境中,或許可以出現更圓滿的結局。

她機敏的行為、因為想與人親近而滿溢的激情,都遭陰謀的細網所纏繞、捕捉、甚至利用。

如果不帶同情的批判,便會認為這是一種性格的缺陷,例如她的說謊癖、自我展示欲、對男性奔放的情慾史等等。從外界來看,很容易把她當成是某種天真爛漫、毫無防備的天性遭受扭曲後的類型。不過當她因為漢奸罪名被置於生死關頭上時,仍然設法拯救相關人士的性命,可以看出她的本性是一位不後悔犧牲自己性命的人。與以一介女身,將青春奉獻給國家工作,而且不至於毀損自己天性,之後擁有圓滿家庭,順利過完一輩子的河原操子相較,川島芳子的傷痛便更為清楚明顯。

河原操子從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回故鄉長野縣立女學校任職,因為想要一償平日宿志,之後又離開橫濱的大同學校教職,渡海前往上海的務本女子學堂擔任教師。接著更為了擔任內蒙古喀喇沁王府教師,單身從北京啟程前往喀喇沁。

她在《蒙古土產》一書中如此寫道:「喀喇沁在何方?在北京的東北。途中需要歷經九天的旅程。途中除了風景千篇一律外,其他什麼事情都沒被告知,不僅沒被告知,我自己也全然不了解狀況。」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十二月,日俄之間風雲詭譎,她除了表面是喀喇沁王府的日本人教師,也得負責探查蒙古境內俄羅斯勢力的動態;此外,為了方便橫川省三、沖禎介的偵查行動,她也被委託負責日本國家政策中必須暗中執行的機密業務。喀喇沁王府內大多數人都屬於親俄派,操子完全不知何時會遭遇哪種危難,因此河原一直以來,都是短刀與護身用手槍絕不離身的狀態。

一位正值二十幾歲的女性,擁有什麼樣的動機,懷抱何種的宿志,才會想渡海前往大陸呢?她落落大方,極其自然地寫道:「在厚冰之下暫時被閉鎖的宿志,也就是投身清國女子教育的希望,在暖春陽光的沐浴下,又如草木般復甦萌芽了。」一位如此年輕的女性,卻能如此自然地下了這個決心,這應該就是河原操子的人格,也是那個時代的心聲。那是一個石光真清所謂的「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未來被緊緊繫在一起的時代」(《望鄉之歌》)。那個時代的心情,在日俄戰爭之後便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