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空姐家裡的印尼女孩：我以為比較高的人不會想跟比較低的人說話……

文：李牧宜（22歲投入空服業，熱愛旅行及觀察世界各個角落，希望人不論是擔任社會中何種角色，都能得到同等的尊重，做出同等的貢獻！相信旅途中的感染可以讓自己快速成長與蛻變。）

母親節那天，我的臉書世界充滿了愛，看著大家吃大餐送鮮花的照片，我問家裡的小安妮，有沒有text遠在印尼的媽媽，祝她母親節快樂？她回答說：

「I’m sorry….Everyday, everytime is more than mother’s day to me…Everytime I can show it to her…Everytime I can pray for …我也愛你，姐姐，和你的家人。」

她是安妮，今年24，來自爪哇，高中學歷。

來台灣賺錢是為了幫哥哥買機車、幫媽媽蓋一棟房子，以及幫爸爸完成到麥加朝聖的夢想。

我們喜歡帶她一起全家旅遊、帶她認識台灣文化、教她中文，聰慧的她學習能力非常快，每天用中文寫日記。常飛印尼的我，喜歡幫她買些家鄉零嘴讓他解解思鄉之愁。

在家裡我們跟姊妹一樣，連我跟媽媽吵架都會找她抱怨，超聰明的她時常用她多思念家鄉的母親那套讓我心懷愧疚。

我們喜歡談論宗教，我常請教她可蘭經的內容，然後比較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理念的不同，她還曾經花了一整晚告訴我ISIS組織不是回教組織。

有次我飛長班回來好累倒在沙發上，她會問我可不可以放一首relax的歌給我聽？我說好啊！結果放出來是嗯嗯阿阿的伊斯蘭教歌曲，讓我無奈地大笑然後在嗯嗯阿阿的歌詞間睡著。

她說三年前的她跟一批批「進口」的印尼移工沒什麼兩樣，到台灣時她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會分配到哪裡，會是怎麼樣的家庭？老闆會是怎麼樣的人？要照顧老人還是嬰兒？她說：「捏著大腿跟著大家走就對了。」

我喜歡飛雅加達。

雅加達和台北往返的客人通常分成幾種：生意人、特種行業、特種行業的頭頭、外勞（俗稱小乖乖），以及極少數的觀光客（通常都是轉機性質，到印尼的其他小島）。

今天的想談的正是是「小乖乖」，他們是我們空服員最愛的客群之一，他們有禮貌、守規矩，眼神帶著小小的恐懼、大大的不確定，手上一定拿著一個文件夾、沒什麼行李。

只懂幾句中文和英文的他們，通常只會用點頭的方式回應我們所有的問題，如果他們不知如何表達，我們都會耐心打開餐盒，讓他們清楚看見餐點的選擇，或是拿高他們或許最喜歡的飲料，讓他們只要用指的就可以了。

在飛航過程中他們習慣叫我們哥哥姐姐；大多時候他們都在睡覺，一半是因為暈機，一半是因為他們從家鄉到雅加達騎了至少半天的車，已經累壞了。下飛機前我們通常會準備一些嘔吐袋，他們幾乎都是第一次搭飛機，某一部份的他們，或許連汽車都沒搭過幾次。

下了飛機後他們大批人馬直接在登機口排隊集合，勞工局的人開始唱名，領號碼牌。我們有時帶著鼻酸拉著行李跟他們揮手說再見，這時我們下班了，他們也開始上班了。

俗語說，「人離鄉賤，物離鄉貴。」

安妮說，來台灣幫傭一直是印尼偏鄉女生的夢想，因為這裡的薪水比她在雅加達領的還多四到五倍。但離開家鄉到國外工作，賺了銀子賠了幸福。除了必須忍受對家人的思念，許多丈夫在家鄉外遇、家庭破碎。

舉例來說：安妮的朋友在新加坡幫傭多年後，回到印尼發現丈夫已經另組了家庭；鄰居奶奶之前的幫傭來自越南，簽約還未滿就緊急回鄉，因為在家鄉的孩子到了叛逆期，已經學會偷拐搶騙。在台灣幫陌生人把屎把尿，她錯過了孩子最重要的教育。

安妮說在社區工作的他們已經算很幸福的一群，新聞上播報的那些性侵事件、壓榨事件，在外地幾乎是天天上演。工作滿三年後他們可以回鄉休假，看望家人。近鄉情怯，開心細數日子的同時，怕的是要面對自己不能負荷的破裂。若不是到了無法生存地步，誰願意飄洋過海，獨在異鄉身是客？

安妮常告訴我，她以為比較高的人不會想跟比較低的人說話（我想她所謂的高低是指社經地位，應該不是身高）。

她的朋友們，大多都被業者和雇主雙層剝削，走出家門還要受到路人不友善的肢體眼神對待。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無意中為自己打造了一種高高在上的形象，我們批評歐美世界歧視黃種人，我們自己是否做到了對他們最基本的尊重？

於是，我想起了劉安婷在《出走，是為了回家》裡面提到「那一份單純的在乎，會超越語言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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