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蒐藏全世界》:一條跨越歐亞大陸的中間人鎖鏈,匯聚出歐洲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日本收藏

《蒐藏全世界》:一條跨越歐亞大陸的中間人鎖鏈,匯聚出歐洲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日本收藏
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將收藏品呈現於史隆面前的這些網絡,並非是以固定的國籍來區別,而是不斷變動的,流動性強又多變,滿是外來闖入者不斷評估何時該為自己著想、何時該轉換效忠對象以求自保或私利。

文:詹姆士・德爾柏戈(James Delbourgo)

經營與東方的關係

培養與外國人士的關係的確提供了機會建立英國以外的人際網絡。

史隆因為財富、長壽以及人際關係,得以穿越時間的侷限,就像他有辦法從日本取得一份精彩的收藏品。在中古時期,日本因敵對的封建領主與專事戰鬥的武士之間的紛爭而動盪不安;到了十六世紀,日本社會更因為熱衷傳教的葡萄牙傳教士的到來,而陷入更深刻的動亂。

然而,到了十七世紀,傳教士或被驅離、或遭處決,同時德川幕府(統治期間一六○○-一八六八)也開始以軍事統治來削弱敵對陣營的勢力。德川於所謂的江戶時期(以當時日本宮廷所在地江戶、即今日的東京為名)施行鎖國政策,就是為了防止外國勢力再次入侵。不過,執政者破例與荷屬東印度公司維持商業往來,但仍舊格外謹慎。

在幕府大臣勉強同意的情況下,允許公司的一百多名商人每年在長崎港的出島駐留幾個月,但必須接受嚴格的監視以及駐衛警的看守。因此,英國與德川治下的日本毫無貿易關係可言,而就查爾斯・洛克耶所言,「荷蘭人狡詐,阻止我們介入利潤更高的貿易活動。」這使得史隆與其友人未曾進入日本——但日本物件卻仍有辦法找上史隆。

在種類繁多的標本、地圖與手稿之外,史隆還獲得了一套魚皮製成的外科手術器材、墨水與墨水瓶、面部彩繪漆、藥粉與藥丸、皮與絲製成的女鞋、針灸用的大小金銀針、菸斗、數個可攜帶的佛教「偶像」、鑲金的犀牛角、「金屬聚光鏡」,以及「一顆多彩的球,扔到火盆裡可使滿室芳香」。

這些物品的來源既非日本也非荷蘭,而是個德國人。史隆於一七二三年從一名在漢諾威地區的醫生朋友約翰・史戴格陶(Johann Steigertahl)——他曾為英王喬治一世的親戚漢諾威選侯的婚事出力——處得到消息,史戴格陶巧遇約翰・赫曼・坎普法(Johann Hermann Kaempfer)。這位落魄的醫生曾於一六九一到九二年間在出島為荷屬東印度公司服務,也是恩格伯特・坎普法的侄兒。

約翰雖然經濟拮据,但卻擁有他伯父所收藏的日本珍品,並寄了一本目錄到倫敦給史隆。由於當時歐洲人對日本所知無幾,目錄內容之豐富令人目不暇給,而史隆也速戰速決。約翰・赫曼・坎普法認知到其伯父的收藏價值連城,也充分利用史隆對這些物件的興趣;開出高價外,他還要求全數翻譯其伯父對日本的文字描述,此外,給自己在外省安排一個內科醫生的職位想想也不為過。

史隆瞬間成為這名窮困小醫生計謀中的一個棋子,這些要求對偉大的史隆來說根本不算什麼。史戴格陶轉達坎普法的要求,史隆則同意買下其收藏品,也同意將《今日日本》從德文翻譯成英文。他委託學者飛力普・亨利・左曼(Philip Henry Zollman)進行這筆交易,並贈予坎普法皇家學會會員的職位。

然事實證明坎普法是個狡猾的顧客。他刻意拖延,只賣收藏品的一部份給史隆,並透露在德意志地區的畢勒費爾德,有一位名叫洛特的人對他的佛教神龕特別有興趣,其中供奉著包括象徵慈悲與純淨的觀音菩薩神像。這個策略果然得逞。史隆願意付雙倍的價錢收購坎普法剩餘的收藏,金額高達兩百五十英鎊,同時透過認購來募集費用以資助翻譯的計畫。

左曼因故請辭時,史隆另聘瑞士博物學家約翰・雅客布・餘赫澤(Johann JakobScheuchzer)之子約翰・賈斯帕・餘赫澤以及他的一位標本館員來接手完成這項任務。其成果便是一七二七年出版的一套兩冊、含圖例的《日本史》。這是歐洲日本學的指標作品,其中充滿了對日本習俗與社會的觀察敘述。

史隆與這位漢諾威人士交涉亞洲珍寶的過程中還有其他更多的中間人。

約翰的伯父恩格伯特是位很有魅力、充滿自信的人。他於科寧斯堡(Königsberg)〔大學〕研習後到瑞典工作,並在十七世紀後期以荷屬東印度公司員工的身分南下遊歷黎凡特、波斯與印度,也因此成為著名的醫者,更獲允許進入波斯王在德黑蘭南邊、位於伊斯法罕的後宮(傳說如此)。

如同康寧漢在舟山的作為一般,他在出島時,也因行動受限而表示惱怒。荷蘭人唯有進行臣服的儀式,否認與任何傳教活動的關係、把聖經丟在地上踐踏,才被准許接待訪客、進行貿易活動或是出遊。年度到江戶的參勤交代便是一例。他們向幕府呈上絲綢、異國動物以及標本等禮物,並應召表演各式各樣的「雜耍」以娛樂幕府大人;為了拓展貿易,這些他們都願意做。

坎普法不僅跳舞,還唱了對遠在歐洲家鄉的「愛人」忠貞如故的小調,無視於日本「宮廷華而不實的享樂」那種富異國情調的誘惑。他堅稱此類經歷都是「鬧劇」,日本人問的也都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卻仍舊透露了當時日本人對歐洲的好奇。

比方說,一名荷蘭船長就被問道:「荷蘭離巴達維亞多遠?」「巴達維亞又離長崎多遠?」坎普法被問:「哪種疾病最危險,而他又如何治療之?他是否找尋過「中國醫生尋求長生不老仙丹……而歐洲的醫生們有無任何斬獲?」當被要求指出哪種歐洲藥物最有效,坎普法提到「某種烈酒」,因為知道日本人認為名字越長越有「價值」,便稱之為「西爾維氏丙酸揮發鹽」。問他是否能分一些嚐嚐,他含糊其辭地說「當然可以,但現在沒有」,幕府接著「要求下一次進貨時送一些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