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獵人:追尋失落的世界寶藏》:失落已久的甘迺迪遇刺事件錄音帶現正銷售中!

《歷史獵人:追尋失落的世界寶藏》:失落已久的甘迺迪遇刺事件錄音帶現正銷售中!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被譽為「歷史文物界福爾摩斯」的奈森.拉伯,是美國傑出的稀有文物經銷商。透過本書,他要述說自己成為「歷史獵人」的學習與養成,以及追尋那些珍貴發現與探究真偽的故事。

文:奈森.拉伯(Nathan Raab)、盧克.巴爾(Luke Barr)

15 甘迺迪的錄音(節錄)
The JFK Tapes

這次的發現迫使「拉伯收藏」頓時要擔當起歷史新發現的守護者角色,也迫使我們將自己商人與歷史保管人的角色分開,或者說是迫使我們去調和這兩種角色。我們是否有告知社會大眾的義務呢?如果想要錄音帶的買家要求「不可」釋出錄音內容呢?帶子雖然是我們買下的,但是政府是否對此擁有什麼權利呢?如果最後的買主是美國政府,而政府買它的目的就是要將其銷毀呢?律師能不能幫助我們度過這片地雷區呢?

設定售價也是一件同樣複雜的事。一份上有簽名的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就職演講稿,曾以七十五萬美元的價格售出,而這份錄音帶的重要性肯定遠遠高於前者,但是那份歷史文件跟這些錄音帶是可以相比擬的嗎?未必。那我們可以拿曾經研究過的其他物件來類比嗎?也未必。某方面來說這些新發現的錄音帶是無價之寶。既然從來沒人賣過這樣的東西,你要怎麼替這種東西訂價呢?我們把一切都研究過了,之間也有些爭論,這是討論價錢時很常見的情況。老爸想把價格訂得比較高,而我則希望價格比較低,最後達成的共識是五十萬美元是合理價格。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們架了一個獨立網站,上面有圖片、有音訊,包括新出的錄音短輯,準備要發表我們的發現。保密是決定我們能獲得多少曝光率的關鍵。我當起公關,邀請美聯社記者喬安.拉維格麗歐,她過去曾寫過老羅斯福從黃石公園寫信給「昆弟弟」的故事,後來也持續刊登我們發現的歷史文物故事。我邀請喬安到費城里頓豪斯廣場旁的咖啡店見面,我們先確認本次談話內容全屬於不公開性質,接著我說:「我要提供給你一些東西,很驚人的東西。」我將整件事娓娓道來,然後把錄音帶原件放到桌上。

她說:「這看來是個大新聞,為什麼政府沒有取得這些東西呢?」

「我們也自問了相同的問題。喬安,我想要讓你獨家取得這個故事,但你不可以讓美聯社以外的人得知消息。我完全沒讓別人知道,只有跟你一個人說。在我們還沒上線發布訊息之前,你不可以先刊出,但你可以跟我們同步發表。媒體傳播界不會有其他人獲得通知。」

喬安同意了,但她需要讓她的主編也參與此事,這個要求合乎情理。幾週之後,記者喬安、她的編輯與我在我們的辦公室祕密會面,此刻距離我們買下卡帶已有將近四個月時光。眾人圍著小咖啡桌坐下,我解釋了我們的發現,喬安的主編比喬安還要興奮:這一定會是個大新聞!大家達成共識,當我們將公開訊息寄給收件名單上的眾人,並且解禁專門網站之際,喬安可以率先讓故事報導上線,內容會收錄我們這邊的發言。兩週之後,所有人各就各位,我們發布官方通告,同時喬安寫的故事登上美聯社新聞頭條:「失落已久的甘迺迪遇刺事件錄音帶現正銷售中」。

我雖然預期外界會立即有所反應,但我當時卻因別的行程而必須離開辦公室參加會議,我心想,要是有需要,我可以趁午餐休息時回覆一些來電。事後證明,我的這個想法實在太天真了。過去以來我們也曾獲得全美或國際性的曝光、關注,但這次狀況很不一樣。我人坐在一間安靜的大會議室裡,幾分鐘之內就收到了十幾則語音信箱留言,CNN、福斯新聞、《紐約時報》、BBC等等單位來電,希望我能立即回覆。

這個時間、這個地方實在不適合同時進行多項任務,所以我告罪離開會議室,在路邊招了計程車回到辦公室,回覆先前的來電、應付新進的來電,一待就待到晚上。

「嗨,我可以跟負責出售甘迺迪事件錄音帶的人講話嗎?」

「你可以和我談。」然後我向對方自我介紹。

「我叫蓋瑞.史騰(Gary Stern)。我是美國國家檔案館的總法律顧問。那些錄音帶是屬於我們的。」

他用很清楚(而且很有效)的方式跟我解釋,我(和我們公司)遇上了大麻煩,我們讓一些重要人物丟臉了。我們後來得知有些國會人士打電話給蓋瑞,要求知道天殺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一九九○年代的研究小組沒有發現這些錄音帶,為什麼現在卻被一個費城的交易商拿到了?然後竟然要價五十萬美元?

蓋瑞說話很有禮貌但也很堅定,他傳達的訊息令人害怕,甚至帶有威脅性:錄音帶的所有權歸屬政府,沒有任何模糊地帶。他警告我們:「你可以選擇嘗試賣掉錄音帶,如果你想要這樣做。不過你應該要知道,我們堅信這是我們的東西,而我們從來沒輸過。」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我們準備了那麼多,卻沒準備該如何回應「這個」要求。

我只知道,我們無意舉白旗投降,輕易交出花費了大量時間、心血、金錢才獲得的事物;但我也知道只是說「不」絕對無法了結此事,更覺得弄到跟政府鬥爭實在很不值得。

我深呼吸一口氣,俯身前傾說:「我聽見你說的了,我們會再回電給你。」

我們後來確實回電了,但又經過了熱騰騰的幾天。研究者與文獻學者要求得知細節,還有國會人士與我們聯絡;我參加了十五場左右的訪談;我們為錄音帶專門設置的網站流量暴增,其中大量訪客是來自一個身分顯示為「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的伺服器。

法律方面,蓋瑞.史騰來電的那晚,我們隨即尋找起適任的律師,而且在一個小時之內便找到了合適人選。這位律師馬上開始工作,隔天就打電話來講了一些好消息。我們那兩份錄音帶的日期,早於「總統檔案法」(Presidential Records Act)以及一九九二年的「甘迺迪檔案法」(JFK Records Act),其中,總統檔案法規定行政單位的檔案記錄歸屬於社會大眾;最後,因為那時候的美國總統擁有任意處置事物的權利,如果包含這些錄音帶的物件是在行政主管命令下,由白宮通訊局(White House Communications Agency)送給克里夫頓將軍,那麼這些東西的所有權便是屬於克里夫頓以及他的子嗣,他們也有權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