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大流感》:百年前「雙重入侵」在人類歷史不斷重演,如今我們可曾記取教訓?

【書評】《大流感》:百年前「雙重入侵」在人類歷史不斷重演,如今我們可曾記取教訓?
美國堪薩斯州賴利堡的軍營醫院,病房內被感染西班牙流感的軍人塞滿。|Photo Credit: U.S. Army photographer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要瞭解1918年的感冒大流行,瞭解它是如何散播、如何造成恐懼、傷亡和後遺症,我們不可能忽略那個帝國主義的年代,那個世界秩序重整的時代。就在美國悄悄成為世界霸權之際,瘟疫也於斯開始燎原。

文:吳偉誌

一、雙重入侵

當病毒入侵細胞成功後,它會把自己的基因插入細胞的基因序中,取代原有的基因,對細胞取得控制權。細胞開始製造成千上萬的病毒蛋白質,它們聚在一起變成新的病毒,然後從細胞逃脫出去,再去侵犯其他細胞,此時宿主細胞便會破裂死亡。

在歐洲大陸,協約國和同盟國的軍隊已奔赴前線,擺開戰鬥陣式,人類歷史上第一場透過機器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屠殺的戰事激烈進行著。

感染,是一種暴力行為:是一種外物入侵,一種強暴,所以身體會激烈反抗。一百年前的這個世界,兩種暴力行為吞噬著世間受苦受難的人;在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們不能忘記大流感的陰影,在探討肆虐全球的1918年流行性感冒時,也不可能忽略戰爭的影響。死神的兩副面孔,在人類歷史上不斷重演、再重演,你我應該再熟悉不過了,但可曾記取教訓?

二、上陣交鋒

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本書主要探討的是1918年造成全球約四分之一人口感染、五千萬到一億人死亡的H1N1流行感冒。1918年春天,病毒發源堪薩斯州的哈瑟克郡,時值美國全國動員參與一戰不久,流感病毒在軍隊的徵募和調動下,從鄉間傳往軍營,再從軍營傳往城市、傳到歐洲大陸,進而在秋季時爆發全球性的疫情。病毒也許早就存在人世,但一場世界性的戰役,也讓病毒找到了拓展領土的大好機會,即便它只是感冒而已。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是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科學和工業科技有大幅度的進步,人類享受著史無前例的進步果實。但相較於其他領域,醫學的科學化和現代化卻是較晚才開始的,至少在美國,醫學仍是屬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本書從霍普金斯大學創校、洛克菲勒研究所創建談起,勾勒出一段美國現代醫學發展史;在眾多有識之士的努力下,一支現代化的防疫軍隊隱然成形,而1918年流感可以視為現代醫學和大瘟疫之間的第一次激烈交鋒。

當然,醫學和疫病之間的關係從來就不是那麼單純。科學的目的是要做出客觀的判斷,盡可能求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然而科學也是社會的產物,是文明的果實,1918年流感爆發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方興未艾,參戰國的目的是要取得軍事上的勝利,是要盡可能動員國家力量去擊敗另一個國家。微寄生的層次是病毒與人體的戰爭,巨寄生的層次則有國家和國家的戰爭,人被捲入雙重寄生中,無奈地順從於死神的呼嘯。

要瞭解1918年的感冒大流行,瞭解它是如何散播、如何造成恐懼、傷亡和後遺症,我們不可能忽略那個帝國主義的年代,那個世界秩序重整的時代。就在美國悄悄成為世界霸權之際,瘟疫也於斯開始燎原。

三、我們為何而戰?

病毒搭著軍事徵召的順風車,彷彿它也接受了當局的動員似的,從小鎮往軍營蔓延,再透過火車傳到其他軍營,最後是透過運輸船艦傳播到世界各地。為了打贏戰爭就需要全國動員,言論自由等各種自由權也需要加以限制,而且還要培養國民正確的「戰爭意識」。在那個健康和衛生尚未被視為基本人權的年代,又遇上戰爭,防疫當然不會是最重要的事了。只不過是感冒,大部分的人都會好;只不過是感冒,就算病故也是為國犧牲;只不過是感冒,也許是德國人刻意在軍中散佈的。只不過是感冒而已,根本無須恐懼。(這在今日聽來真是再熟悉不過的話語)

在世界大戰的脈絡下,威爾遜總統領導的聯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沒有意識到流行感冒的嚴重性,採取了相當消極、被動的防疫作為。威爾遜總統在美國人心目中評價相當高,對一戰後世界秩序的維持也扮演了關鍵角色,但他卻幾乎不曾過問感冒的疫情。在紐約、費城等大都市,則因為地方政治勢力的角力和鬥爭,致使政治凌駕專業,疫情已經非常嚴重時才採取嚴格措施,但為時已晚……

秋天第二波的爆發是最致命的,對青壯年族群的殺傷力也最強,但為了壓迫德奧無條件投降,威爾遜總統繼續將軍隊運往歐洲。各大媒體對於疫情三緘其口,防疫官員繼續以清描淡寫的方式試圖安撫人心。

各地已陸續出現醫療崩潰的情況,醫護資源嚴重不足,而由於對感冒的無知和未知,流言不斷,恐懼大幅蔓延,不少感冒患者是因為缺乏食物和照顧而死。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如果因瘟疫而蕩然無存,文明還能存續下去嗎?

這一切又豈只是流感病毒造成的?

1919年初參與巴黎和會的威爾遜總統也染上了感冒。「白宮總管胡佛記得好幾次威爾遜總統忽然冒出奇怪的想法,包括相信他家裡住滿了法國間諜。」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上態度的反覆,最終同意了對德國而言非常屈辱的條約,是否受到感冒的影響?若真如此,1918年流感的後遺症其實一直持續到1945年。微寄生和巨寄生也許以這種方式互動,形塑了我們所經驗或認知的歷史。

四、緝捕兇手!

1918年時醫學已經有長足的進步,可以透過科學的、系統性的方式判定病原,並製造疫苗和抗血清。這是十九世紀末科學進步和醫學改革的成就,但即便科學家已經有辦法對付白喉、天花、鼠疫甚至肺炎,對於感冒卻還是束手無策。病原是什麼?如果是感冒,怎麼會造成那麼多非典型症狀?如何控制感冒的流行?許多的問題挑戰著科學家們,而且人命關天,病毒不等人。

當時醫界的權威看法認為感冒是由「感冒菌」引起的,不少科學家也在感冒患者身上找到感冒菌,但仍有太多未解之謎存在。感冒大流行之際,科學家紛紛投入感冒的研究,有些學者努力研發更有效率的分離感冒菌的方式,甚至在時間急迫下,大量開發相關的疫苗和血清;有些學者則專注於肺炎的研究,努力避免感冒引起致死的肺炎併發症。在疫情的壓力下,科學家無法仔細、謹慎的求真,需要在許多的假設和不確定匆匆地嘗試錯誤。其實一直到流感結束之際,關於病原的問題仍是一個謎,人類是靠著群體免疫的達成以及病毒毒性的自然減弱而逃過一劫,而不是任何抗感冒藥物。

一直到1930年代,科學家才藉由研究豬流感的特性而確定了感冒的病原是病毒。從「感冒菌致病說」到「病毒致病說」,這樣的典範轉移需要時間,而傑出的科學家能時常保持懷疑,有能力跳脫既有的思考框架。1918年感冒的症狀、感冒引起的併發症、病毒和免疫系統之間的複雜互動……種種的病理現象和流行病學特性,成為了日後科學家關注的主題,在經歷了這次流感的肆虐後,許多跨部門、跨國的公衛機構也成立了,對流行病展開了更嚴密的監控和預防。

人,之所以能成為萬物之靈,在於有非常強的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疾病的瘟疫史也是醫學和科學的進步史,更是文明的演進史,然而不可避免的,我們也相當慣於犯下相同的錯誤。

五、回首來時路

2020年爆發至今的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和1918的感冒大流行實在有很多相似之處:疾病的傳染力和致死性,人民在健康和生活上所受到的威脅與不便,多國政府在防疫初期的輕視和無所作為,最重要的是,今日的世界也是處在強權對抗的局勢中,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疫情變成了極其複雜的事情,要考量的不只是戰勝病毒,要如何兼顧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要如何做出適切的倫理決定?這成了我們這個民主社會不得不一起面對和承擔的問題。

作者約翰.M.巴瑞(John M. Barry)在這本書中除了探討1918流行性感冒的特徵、病毒的行為、免疫系統激烈對抗病毒的後果,也深刻描述了當時的社會脈絡以及醫學的發展。科學如何在資訊有限、不確定的情況下求真,而且盡力維持客觀、避免政治干預,而使得所獲得的知識是可靠的,這是這本書另一個發人深省的重點。

這不只是一本關於流行感冒的科普書,也是關於1918年世界局勢的歷史書,當然更是一本記錄美國的醫學改革、發展,以及科學家如何思索解決問題之道的醫學史記。在COVID-19疫情未見止息的今天,這本著作的豐富和廣度必定能給人帶來啟發,並且避免再犯相同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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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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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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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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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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