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33週年，訪問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元：華人世界的民主之風只在台灣吹起

文：Leo Chu

再過不久，就是華人心中永遠的痛，六四天安門事件的33週年，以肉身阻擋坦克車的青年之魂是否安在？六四事件每年紀念，華人世界的民主之風卻只有在中華民國／台灣吹起。

筆者作為長期觀察政治發展的業餘作家，近期得一機會，與今年主辦六四事件紀念活動、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對談，了解六四紀念活動在台緣起，六四事件之於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意義。

曾建元：六四活動的緣起

曾建元指出：「六四活動至今已經連續辦了33年，我從早期的參與者變成晚會的主辦人，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本土化還有台灣認同上升，某個時間階段大家混淆了對於統獨和對於中國人權議題的關心，認為在中國發生六四，不關台灣人的事情。隨著台灣民主鞏固，關心六四的人越來越少，後來在陳水扁總統、馬英九總統在任的階段，尤其最慘的時候是馬總統時期，在自由廣場舉辦六四活動，人數最少的時候，參與者只有個位數，主辦單位的人員還比參與者多。」

曾建元頓了一下，緩緩開口道：「我還記得那時，還沒有擔任總統的蔡英文曾到自由廣場，坐在地板上，靜靜參與整場活動。 參加的人之所以越來越少跟主辦單位有關，早期關心六四大部分都是擁有『大中國認同』者，後來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統派漸趨邊緣化。

由他們舉辦的六四活動，參加者越來越少，台灣人看六四又夾雜了統獨認同的情緒。重要轉折點在以台大歷史系為中心的香港學生和台灣學生，把本來已經沒有人的六四紀念活動接棒舉行，帶進不同於原來參與六四活動世代的新血，當這些學生畢業了，之後他們很多人投入社會運動，和我這邊接起來。」

「政治受難者劉曉波的銅像將在台灣巡迴展出，銅像何時抵台？」我問。曾建元嘆口氣，說：「這個我不清楚，如果銅像能順利『逃離』香港，我們當然非常歡迎。現在的問題是可能無法順利離開香港，這過程由於我沒有經手並不清楚，但我同時觀察到在香港、在中國無法立足而象徵自由的公共藝術（或人、組織），首先想到可以流亡的地方就是台灣。」

曾建元也分享了他認為六四事件與台灣民主化的關聯，他說：「六四跟台灣民主化是有關係的，六四發生在1989年，台北野百合學運的組織、經驗，或是當時的政府怎麼應對學生運動的，皆從六四經驗學習教訓。

我當時是在中正紀念堂參與的學生，整個民主化發展歷程中，尤其三月學運時，前總統李登輝的發言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李登輝說面對中正紀念堂的學生運動，不能像中共一樣，當時的台灣政府從中共鎮壓學生的事件認知到，台灣要堅定地走自由民主的道路。台灣民主化號稱『寧靜革命』，過程當中除了鄭南榕自焚或少數犧牲者外，基本上是非常和平的過渡。

可是不要忘了，如果沒有六四的提醒，我們不會有這麼堅定的信念要邁向民主。」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問：「『恥辱柱』創作者、丹麥雕塑藝術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或其他藝術家，這次會來台灣嗎？」

曾建元說：「台灣疫情嚴峻，邊境還在管制中，來台一趟所費不貲，原本有邀請高志活來台參與，但基於經費和疫情考慮，高志活這次不會到台北來，他也表達未來有機會能來台灣參與，其他的藝術家則因現在來台要隔離，負擔太大（可能不會來台灣）。」

曾建元談到經費困難，無奈的說：「我們在募款上，有遇到兩個困難，第一是很多台灣人認為這不關台灣的人的事情，第二是台灣社會有些人具有中國認同的，不見得是認同民主自由價值，是傾向『中國夢』的，而另一類是中共對台滲透非常嚴重，很多人也擔心如果公開表達支持六四的反共、支持民主自由理念，會成為中共黑名單，因此要就六四主題活動募款不太容易。」

曾建元進一步提到：「關於執政黨的態度，在價值上很會說支持六四、中國人權問題，畢竟這是政治正確，大家都會說，但要落實到實際作法。我們對於中國難民、香港流亡者，制度上到底有為他們提供多少保護？這點要捫心自問，我們到目前為止有關難民或政治庇護的制度還未健全，作為一個民主國家，這方面我們沒有承擔起民主國家應有的國際責任，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曾建元補充：「至少就華人民主書院接辦六四相關活動或華人書院成立以來，針對台灣社會進行的募款，沒有收過任何來自民進黨的資助，民進黨好像也沒有專門的基金，支持屬於黨外社會團體舉辦的活動，我沒有跟民進黨合作過的經驗，但政府有派警力到場協助維護秩序，提供場地舉辦活動，對此已經很感謝。以往國民黨、民進黨多缺席，主要支持的政治力量為時代力量。」

六四事件之後，再無民主火苗

六四事件發生時，那時的中國，很窮。

1989年的中國人均GDP只有408美元，根據政治學者的研究，倘若要朝向民主化的進程，經濟發展水平必須來到6000美元的大關，「經濟在下，政治在上」，經濟的發展足以支撐起民主政權的運行，經濟發展往往能夠帶來思想、文化上的開放，足以監督政府運作的中產階級已經成形，不致暴民政治，也不致握有豐富政治資源者可藉選舉，操弄民主如戲偶般。

中華民國解嚴的那一年——1987年，人均GDP已是5350美元，隔年便來至6369美元，已達政治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安全朝向民主轉型的經濟門檻。於此同時，台灣的社會運動亦是風起雲湧，緊隨解嚴而來的開放黨禁、報禁，皆為台灣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