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外公在白色恐怖受害、父親是國民黨逃兵,阿根廷導演許煌《月影歸途》拍出台灣近代史縮影

【專訪】外公在白色恐怖受害、父親是國民黨逃兵,阿根廷導演許煌《月影歸途》拍出台灣近代史縮影
《月影歸途》劇照。Photo Credit: 木林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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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追尋父親的死因,也為了看10多年不見的母親一眼,許煌和弟弟許懿在2012、2019年來到台灣,並在與母親和家人的對話之間,意外發現自己的外公陳適然曾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受害者。

榮獲阿根廷馬德普拉塔影展「特別推薦獎」,並在瑞士真實國際紀錄片影展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獲得特別首映,阿根廷台裔導演許煌(Juan Martín Hsu)的紀錄片《月影歸途》可以說是從海外紅回台灣,目前正在台灣上映。

這部紀錄片從尋找家族的真相開始。6歲那年,許煌的父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經營的餐廳被不明人士闖入,母親和其他服務生在樓下被人拿槍指著,在樓上的父親則遭到槍殺,兇手至今仍不知是誰。母親說,父親是被外遇的女人指使殺害,當地報紙則稱那是中國黑手黨所為,而這段謎樣的家族歷史,隨著母親陳燕芳在許煌17歲那年隻身回到台灣後,再也沒有被攤開。

為了追尋父親的死因,也為了看10多年不見的母親一眼,許煌和弟弟許懿(Juan Marcelo Hsu)在2012、2019年來到台灣,並在與母親和家人的對話之間,意外發現自己的外公陳適然曾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受害者。

《關鍵評論網》特別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許煌導演有了一段關於家族記憶、關於白色恐怖的訪問。

(以下內容以英語、西語進行採訪,再由《關鍵評論網》翻譯節錄)

《關鍵評論網》:《月影歸途》的西語片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la luna representa mi corazon),是台灣歌手鄧麗君1970年發行的經典歌曲。為什麼當初會選擇這首歌當紀錄片名?

許煌:2012年到台灣時,我還沒有決定要拍這部片,當時只是很多年沒有見到媽媽,我開始拍攝她、想要紀錄她的生活,也想要有一些關於她的回憶。當旅行到了終點,準備互道再見時,我們開始彈吉他,並唱起了這首歌。之後當我回去看這些影像,想到這可以是一部電影的開始,這首歌成為後來促成我再次回到台灣、拍攝《月影歸途》的靈感。

《關鍵評論網》:這首歌在1970年代蠻紅的,你是在當時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嗎?

許煌:我在小的時候聽過。當時我媽媽在阿根廷經營一間餐廳,她會在餐廳裡放鄧麗君的卡帶。我記得的其中一首歌,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關鍵評論網》:身為移民二代,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對拍攝台灣或亞洲的題材感興趣?

許煌:我拍攝的內容都是以移民為主題,2014年第一部劇情片《La Salada》(中文暫譯為「仿冒市場」)和隔年拍攝的短片《Historias Breves X: Diamante mandarín》都是關於移民。《La Salada》是關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黑市的移民,我在片裡說了韓國人、台灣人和玻利維亞人的故事;《Diamante mandarín》則是透過一間被阿根廷人搶劫、以致決定關閉的中國超市的故事,從另一個角度討論這個國家2001年的經濟危機。

在最近這部紀錄片《月影歸途》裡,我想透過自己的故事來說移民的故事。我從2012年開始拍攝,當時是很直覺性的在拍,拍攝的結構很鬆散、很隨性,並不是很傳統、很直白的架構。我在拍的過程,很注意讓這部紀錄片不是只對我自己有意義,而是讓更多可能有類似境遇的人都有共鳴。

《關鍵評論網》:我注意到這部電影裡出現一些阿根廷1980-1990年的流行音樂,不過歌詞內容被翻譯成中文,可以看到你努力將阿根廷和台灣文化帶給這兩個國家的人。我好奇阿根廷觀眾對於這部紀錄片的反應?他們對什麼最感興趣?

許煌:在台灣拍攝時,我還不是很確定這部紀錄片最後的樣子,但我試著找出一些能連結台灣與阿根廷的元素和主題,像是在片中出現的,阿根廷一個叫做福爾摩沙的省份(Provincia de Formosa)剛好和台灣位在地球兩端的相同位置,我對這些連結非常感興趣,也試著把這些放進電影中。

另外像是瑪黛茶(maté)、白色恐怖、獨裁統治底下上萬名失蹤人口,不只發生在台灣,也發生在阿根廷,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文化、地理位置都非常不一樣的國家,其實有很多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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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阿根廷結束獨裁統治至今快40年,1976-1983年間有上萬民眾失蹤。

在馬德普拉塔影展的映後座談時,有一些阿根廷人告訴我,雖然這部片聽到的是中文、看到的是台灣人,但他們感覺這部電影很貼近他們。

《關鍵評論網》:我看了你接受阿根廷和台灣媒體的訪問,阿根廷媒體似乎對你家庭的故事、移民的故事比較感興趣,而多數的台灣媒體則更看重家庭成員白色恐怖的經歷。

許煌:我認為阿根廷的觀眾更被家庭故事吸引,因為他們能體會這樣的情感。雖然我們長得不像他們,我們的互動模式對他們來說也很特別、很外國。

這部電影是關於我媽媽的故事,一開始我只有一個目標,就是了解我父親的死因,當時這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我以為我媽媽有關於我父親、關於殺手是誰的答案,但拍攝到一半時,我發現她沒有這方面的資訊;她是從她的視角在說我父親的故事。

這時我理解到,或許這部片不是關於我父親、也不是關於我,而是關於她和她的家人。於是我開始拍攝我的家族,試著設身處地的了解我的母親。當我在重新建構她的歷史時,我發現我的外公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而我母親也在鏡頭下,更多認識她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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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木林電影
許煌導演的母親陳燕芳

我到台灣是為了尋找我的父親是誰,但後來演變成我陪著我的母親,去認識關於她父親的真相。

《關鍵評論網》:你是在什麼契機下,第一次聽到「白色恐怖」這段歷史?這是在紀錄片拍攝之前還是之後?

許煌:拍紀錄片前我對白色恐怖了解不多,阿根廷人多半也不知道這個事件。我知道台灣歷史,像是蔣介石,以及為什麼國民政府要到台灣,但我之前並不知道白色恐怖,是在台灣時才開始認識、閱讀這些。

《關鍵評論網》:你的母親從什麼時候知道,自己的父親是白色恐怖受害者的?

許煌:她是在2019年我們第二次到台灣時,從她和哥哥們的對話中知道的。在此之前她可能知道關於自己父親的一些事,但她不相信,或許是因為她當時年紀比較小,或許這在當年的台灣這些話題還是禁忌,我不確定。

當我發現我母親的家庭和白色恐怖的連結後,我想知道更多關於白色恐怖的事,我採訪了一些台灣的人權、社運份子,包括鄭南榕的弟弟,想找出阿根廷和台灣恐怖主義時期的關聯。

我感覺在台灣,白色恐怖這個議題還沒有被好好的討論。在阿根廷,我們曾有過軍政府審判(juicio a las juntas)〔註1〕,但台灣這樣的審判從未發生。這是一個還待處理的轉型過程,而台灣才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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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阿根廷軍人魏德拉(Jorge Rafael Videla,左三)與其他右翼軍官在2010年受審。魏德拉因在1976-1983年對異議人士的整肅行為,被判處無期徒刑,2013年死於牢裡。

台灣對於歷史真相的追尋,也就像我母親家人對於家族歷史的追尋;從我母親家人對白色恐怖的態度,也反應台灣現在的政治處境。我的大舅、二舅還是很害怕去談論白色恐怖,拍完家族在客廳討論外公的那天,我的舅舅打給我媽,說他們可能說太多了,怕政府會拿走他們的退休金。我的堂兄弟比較年輕,他們比較不擔心這個。

現在在台灣,是一個思考這個議題的新時刻,像是蔣介石的雕像被政府移除,這是一個非常有象徵意義的舉動。就像在阿根廷,我們在討論移除前總統羅卡將軍(Julio Argentino Roca)的雕像一樣〔註2〕,這都是新社會在思考的事。

《關鍵評論網》:在看電影的時候,發現整個家族在討論這段歷史時,帶著一點距離,講的好像是有點像是別人家的事。我想問的是怎麼理解「受害者」這個身份。你和你的家人認同自己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嗎?

許煌:不,我不會說我自己是白色恐怖受害者,我對我家族的認識並不多。

我想我的家人也不會將他們自己定位成白色恐怖受害者。或許像我之前說的,我一些舅舅還是很畏懼政府,對於現在的新政府也抱著懷疑,考量到國民黨仍是台灣很有影響力的政黨,這樣的擔心並不過於牽強。

我有一個住在洛杉磯的舅舅說,或許我們可以告訴政府發生在我外公身上的事,爭取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賠償。但其他的家族成員說,他們不確定這是不是真的,說那些都是我舅舅們的說詞,他們也不想讓政府或其他人知道這個故事。我相信這個故事是真的,但每個成員的說法都不太一樣。

我想他們在片中談論我外公的方式,是我們家族的表達方式,就像我媽媽談我父親的死的時候,有一種很冷漠的感覺。有趣的是,我也不想拍得太戲劇化,我不想人們一談到這樣的議題就開始哭,我傾向不對外展示家族的悲傷和痛楚,而是在他們很自然地談論時進行拍攝。

《關鍵評論網》:我想回頭談你的母親是什麼情況下到阿根廷的。在紀錄片裡有提到,她當初不想去阿根廷,還把護照撕掉,她是出於政治因素移民阿根廷的嗎?還是有其他原因?

許煌:到阿根廷不是我媽媽想要的,她是因為當時的丈夫想到阿根廷才去的,那時阿根廷是移民美國一個很好的跳板。就像在紀錄片說的,那個時代女人的生活掌握在男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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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木林電影
導演許煌(後)與母親陳燕芳(前)

《關鍵評論網》:你在紀錄片裡提到,你的父親在阿根廷經營餐廳,但你母親說他在台灣是名軍人?

許煌:我父親在台灣是一名海軍,當軍艦經過巴西和烏拉圭時,他跳船進入阿根廷,成為一個逃兵,之後就沒有再回台灣。我父親在1960年代在阿根廷展開生活,他是最早到阿根廷的台灣移民,甚至是最早的華人移民。他先在阿根廷餐廳工作,後來開了自己的餐廳。

一些認識我父親的人告訴我,我父親總是在談論政治,談台灣,也談中國。他的父親在國共內戰時死於中國,他在10、11歲左右時成為孤兒,離開中國到了台灣。也因為他是孤兒,他被當時的國民政府的軍隊收養,被訓練成軍人,當時很多情況和他的孩子也是ㄧ樣。

《關鍵評論網》:這部紀錄片感覺你和你的母親都在找答案,但因為時間久了,找尋過程很困難。紀錄片中媽媽也說,「時間過很久了,現在去談這個做什麼?」想了解你為什麼還是要拍這部紀錄片?你是為誰而拍?

許煌:這是個很困難的問題。過去十多年來我們都沒有見過媽媽一面,當我開始拍攝時,我只是想保存一點回憶,並紀錄她,我一開始並沒有想拍成電影。後來因為得到了拍攝的補助計畫,拍這部紀錄片是一個到台灣看她的契機,可以說是出於經濟因素。

我現在40歲了,我母親是在我20歲左右時到台灣,我花了半輩子的時間透過手機、相機看我的母親,透過拍電影,我能見到媽媽本人。拍攝過程我了解我母親更多,我們重新去建立母子關係,只是每次見面還是有攝影機擋在我們之間。

《關鍵評論網》:我可以理解成,雖然這部紀錄片觸及台灣白色恐怖、移民的歷史,但回過頭來,這主要還是關於你和你的母親、弟弟的關係?

許煌:是的,你也可以從我的家族歷史看見台灣的近代史。我的家庭有第一代台灣移民,另外從我的外公、舅舅、堂兄弟和他們的孩子,這個家族四代的歷史顯示了台灣近代史的縮影,而這一切又是透過我和我弟弟,從阿根廷人的視角觀看。

(Mariano García Brangeri 也對此文做出貢獻)

〔註1〕1976-1983年間阿根廷軍政府以國家重整之名侵害人權事件進行調查,當時許多學生、知識分子、藝術家被綁架、遭受酷刑甚至死亡。阿根廷在邁入民主國家後,很快地在1983年成立調查失蹤人口國家委員會(Comisión Nacional para la Desaparición de Personas),針對軍政府上下進行大規模的審判,並在1985年4月22日至8月14日舉行聽證會,有833個人列席作證,包括受害者及家屬。最後結案報告書《永不重蹈覆轍》(Nunca Más)證實至少有8961人在軍事獨裁期間被失蹤。

〔註2〕 羅卡將軍曾任兩屆阿根廷總統,他在1870年代指揮「第二次荒漠遠征」(Conquista del desierto),將阿根廷政府的勢力擴大到原住民居住的潘帕地區西部和巴塔哥尼亞地區,但因為屠殺當地原住民馬普切人(Mapuche),這個歷史事件在近代阿根廷廣受爭議,原住民團體也要求拆除羅卡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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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楊士範




引領台灣2030科技轉型兼容「創新、包容、永續」三大願景,新科國科會主委吳政忠:我們從被動解題到主動出題!

引領台灣2030科技轉型兼容「創新、包容、永續」三大願景,新科國科會主委吳政忠:我們從被動解題到主動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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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國內政府組織的重要大事之一,就是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這個過去主掌國家科技發展預算及科研方向的部會,為何要在這個時刻重新調整組織體質?以及國科會聚焦科技賦能「創新、包容、永續」議題,有哪些不同於以往科技部的實際作為?我們專訪國科會首任主任委員吳政忠了解背後脈絡,讓民眾更理解國科會的任務,透過科技轉型同時帶動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面向的嶄新出路。

科技部為何要改制為國科會?關鍵的決策考量之一,就是因為在科技管理過程,國家整體預算的限制,領導人必須找到最值得投資發展的科技方向。也是在此脈絡下,吳政忠提到他在2017、18年時候,他擔任政委與林萬億政委、唐鳳政委,共同邀集多個國內政策智庫、領域專家,並廣泛接觸社會各領域不同世代、拜訪國際專家,採取多軌意見徵集及討論交流機制,共同集思廣益之後,擘劃出「台灣2030願景」藍圖。

這項跨智庫的研究勾勒出台灣未來將面臨的具體挑戰,像是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資源循環利用、工作樣態劇變、地緣政治…等明確方向。針對相關趨勢,經過多次討論檢視,提出2030「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不過這些議題跟科技有關面向,交給過往的科技部執掌就好,為何需要國科會扮演統籌角色?

吳政忠解釋,在他心中,國家的科技政策,不只是科技本身,而是與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面向環環相扣。如果是過去的科技部角色,很難與其他部會落實橫向的有效串接,因此在這個國科會成立的時間點,不僅能有效配置政府的科技預算,同時還要整合其他跨部會成員,讓各自部會原本執行的任務能加以妥善融合,更有效率達成未來2030年的「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

另一方面,吳政忠也提到,當這幾年疫情肆虐全球,口罩國家隊、晶片半導體,讓台灣躍升為舉世矚目對象。我們該如何從立基於ICT產業代工、OEM的基礎,運用新科技輔導台灣蛻變為兼具創新、包容、永續的數位島嶼、智慧國家?透過本次專訪,深入洞察國科會在管理相關科技產業發展,會扮演哪些要角及達成哪些任務。

以科技為體、跨部整合為用,從代工心態蛻變創新思維

過去的成功方程式,可能成為日後成長的阻礙。針對2030年願景的「創新面」,吳政忠提到,過去台灣善於等待歐美品牌開規格,再透過技術、人才實力在代工階段取得立足之地。現在,台灣更應該走出一條自己的創新之路,因為過去OEM模式下的人才培育,造就我們只練習解題,但不會出題目,於是商業競爭只能搶到次要商機。

台灣要創新,就必須有系統化改革,例如過去我們都避免犯錯,這與創新是格格不入的,而政府組織如果只仰賴單一部會,缺乏整合是無法用國家層級進行科技轉型。吳政忠說道,「國科會的成立,就是扮演協商跨部會的關鍵角色,從上游研究、中游法人單位、到下游業界應用,跨產學研一棒接一幫串起來,引領創新之際也能做到科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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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主委吳政忠分享,國科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做跨部會、上下游整合的工作。

要讓政策、計畫、再到管考,形成一個完善的Closed Loop(閉環),吳政忠以低軌衛星產業為例,他說,「幾年前聽聞SpaceX部署星鏈計畫,我們的太空中心從沒做過通訊衛星,我問如從零發展台灣自身低軌衛星要多久?答案是一、二十年!」

弔詭的是,這些衛星使用的關鍵零組件及晶片,就是由台灣生產。換言之,台灣擁有研發先進晶片的技術,更要從應用端創新找市場藍海。當時吳政忠擔任統合要角,集結太空中心、經濟部、工研院等單位,並且邀請民間企業加入,讓公私的資源整合得以敏捷組隊、快速試錯。

當時的遠見與行動,造就我們的「低軌衛星國家隊」成功打進國際供應鏈,更有望在2025年至2026年實現發射2顆自製的低軌通訊衛星。

走進尋常找問題、想答案,包容式普惠科技向大眾外溢

要想題目,政府組織可以從哪些地方找問題?吳政忠表示,「部會必須要跟地方、跟民眾多接觸,不要躲在辦公室裡面找題目;題目在哪裡?題目就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尤其價值最高的産品是越靠近身體,要知道人的需求在哪裡,『食醫住行育樂』處處是題目。」

吳政忠口中的食「醫」住行,「精準健康產業」正可以呼應2030願景的「包容」面向。讓醫療結合ICT科技優勢形成台灣未來百年大業。這兩大產業匯集的精準健康,不僅符合好題目的需求,讓普惠科技逐漸外溢到一般群眾甚至弱勢群體,減少城鄉醫療資源落差,用科技促成社會包容目標。

精準健康除了橫跨預防、治療診斷、照護等,同時基因、生理病徵大數據,這些資料運用怎麼合法合規,就不只涉及醫療院所、資通訊業者的責任,政府更需要擔負起守門人的職責。吳政忠不諱言,「幾十萬、百萬健康個資,如何避免資安竊取、妥善運用,這是國安問題,必須從管制角度完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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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國科會主委吳政忠解釋改制後的國科會主委由政務委員兼任,可提升跨部門溝通效率。

至於該怎麼做?吳政忠解釋,改制後的國科會主委是由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兼任,這項制度的設計,讓政委有權協調各部門,商請各部會首長乃至行政體系官員,更有效率進行跨部會討論複雜議題。

以精準健康為例,相關利益關係者涉及民眾、醫院、醫材商、資通訊廠商、以及主管機關衛福部。針對想推展的創新應用,可透過「沙盒」模式驗證,以「並聯」多方協作商討模式,打破過去單點「串聯」溝通,進一步針對法規缺漏之處快速補強,又不拖累應用落地進度。

民眾有感的永續科技,培養跨界視野的科學人才

至於科技政策如何讓民眾有感,同時又實現永續目標?吳政忠坦言,科技效益要讓大眾從日常生活體察到,難度非常高,目前國科會的著力點有兩大方向。其一是基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打造中央與地方縣市交流平台,針對水、空、地、災議題,找出可行的科技解決方案。

吳政忠提到,以前嘉南一帶需要人力查看灌溉水道和閘門,這類職務被稱為「掌水工」,隨著農業鄉鎮掌水工高齡化,以及環境變遷造成氣候的不穩定,政府協助導入智慧流量監測、電動水閘門科技,幫助掌水工熟悉科技使用,減輕勞務工作的負擔,增進工作的效率,同時也能有效運用水資源達到環境永續。

國科會推動科技永續的第二個面向,則透過各種科普推廣計畫,吸引更多新世代人才投入科研。吳政忠指出,2019年開始舉辦Kiss Science—科學開門,青春不悶活動,把103個科研場域向外開放,並舉辦多達360場活動,鼓勵莘莘學子用趣味方式愛上科技、研讀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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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國科會
國科會Kiss Science活動。

不過吳政忠認為,「所謂科學,不應只侷限理工也包含人文社會,讀人文社會也要懂科技」。學者出身的他,過去主要研究領域擅長於應用力學,搭上近期台灣地震不斷,瞬間化身教書的吳教授,展現他豐富的跨領域學養,親切談著地震波當中縱波(P波)、橫波(S波)的差異,他提到,科學在生活中的用處,就是當了解其中的原理,就能在災害發生當下比別人多一份淡定。

當科技定義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科技不止是國科會的科技,科技應該是與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共同介接。未來國科會在創新、包容、永續還有哪些新施政?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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