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以色列》：若不是錫安主義叩門，巴勒斯坦應該會和黎巴嫩、約旦或敘利亞走上相同的路線

文：伊蘭・帕佩（Ilan Pappé）

第一章　巴勒斯坦為無人之地

如今在地緣政治學上所稱的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此一區域，從羅馬時期開始就已經是個被承認的國家。它在遠古時期的地位和狀況，便成為了相信「諸如《聖經》之類的資料來源並沒有歷史價值」和認為「聖書即是歷史記載」兩班人馬之間熱議的話題。本書的後幾章，將討論該地區在前羅馬時期歷史的重要性。

不過，學者似乎一致同意是羅馬人給予了這片土地「Palestina」（巴勒斯提納）之名，而此一古稱也早於所有其他把這片土地稱做Palestine（巴勒斯坦）的類似稱呼。在羅馬帝國及其後的拜占庭帝國統治時期，巴勒斯坦都是大帝國下的一個行省，而其禍福也與羅馬及其後君士坦丁堡的命數緊繫。

自七世紀中期以降，巴勒斯坦的歷史便和阿拉伯與穆斯林世界有著密切的關連（然在中世紀被讓渡給十字軍時曾短暫間斷）。該地北東南三方的許多穆斯林帝國和王朝都渴望能將其控制，因為在穆斯林的信仰中，它是僅次於麥加與麥地納的聖地所在之處。當然，其肥沃的土地和戰略位置，也讓巴勒斯坦有著其他引人之處。雖然當地考古學界的優先重點總是羅馬和猶太教遺跡，因而馬穆魯克（Mamelukes）和塞爾柱這些豐富而繁華的中古伊斯蘭王朝的輝煌過往都仍待發掘，但其部分過往統治者的豐富文化，仍可見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區。

若欲瞭解當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更至關重要的時期非鄂圖曼時期莫屬。鄂圖曼帝國於一五一七年占領該地，停留了四百年，時至今日仍能在各個層面感受到他們的遺產。以色列的司法系統、宗教法庭紀錄（sijjil）、土地登記制度（tapu）和一些建築瑰寶，都歷歷證明著鄂圖曼人當時存在的重要性。鄂圖曼人抵達之時，他們見到的是一個幾乎全由遜尼派（Sunni）穆斯林組成的農村社會，但也有一小部分說阿拉伯語的城市菁英。當時猶太教徒的人口數小於百分之五，而基督徒可能占百分之十到十五。孟德勒（Yonatan Mendel）如此表示：

在錫安主義興起之前，精確的猶太人口占比是未知的。不過，可能介於百分之二到五之間。根據鄂圖曼時期的記載，一八七八年居住在現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境內的總人口數為四十六萬兩千四百六十五人。其中四十萬三千七百九十五人（百分之八十七）為穆斯林、四萬三千六百五十九人（百分之十）為基督徒，而一萬五千零十一人（百分之三）為猶太教徒。

當時，世界上的猶太社群將巴勒斯坦視為《聖經》中的聖地。在猶太教裡，朝聖行為的地位並不如基督宗教和伊斯蘭中重要，但無論如何，部分猶太人仍將其視為義務，亦有少數人以朝聖為由造訪巴勒斯坦。如同另一個章節將闡述的一般，在錫安主義出現之前，主要是基督教徒因為教會的理由，而希望把猶太人長期安頓在巴勒斯坦。

以色列的官方敘事

若瀏覽以色列外交部官方網站對十六世紀以降巴勒斯坦的描述，你會無從得知這便是鄂圖曼四百年治下的巴勒斯坦：

一五一七年鄂圖曼征服後，這片土地被分為四個區畫，行政上歸於大馬士革，由伊斯坦堡統治。鄂圖曼時期初始，約有一千個猶太家庭居住在這個地區，主要在耶路撒冷、奈卜勒斯（Nablus，亦稱示劍〔Schechem〕）、希伯崙（Hebron）、加薩、采法特（Safed或Tzfat）和加利利（Galilee）地區各村莊。此社群由世代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猶太人後裔組成，亦有來自北非和歐洲的移民。

在蘇丹蘇萊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於一五六六年逝世前，有條不紊的政府帶動了發展，也刺激了猶太人的移民。一些新移民在耶路撒冷安頓下來，但大部分人前往采法特，而當地猶太人口數在十六世紀中達到約莫一萬人，該城鎮也成為繁榮的紡織業中心。

似乎，十六世紀巴勒斯坦的主要居民是猶太人，而此區域的商業命脈也集中在城鎮的猶太社群。後來又怎麼了？根據外交部網站所稱：

鄂圖曼政府統治的品質逐漸下滑，讓這個地區大抵疏於照管。截至十八世紀末，這片土地大部分由不住在當地的地主所有，租給貧困的佃農；稅收制度朝令夕改，已然癱瘓。加利利地區和加密山（Carmel）山區的大片森林禿頂；樹沼和沙漠侵蝕了耕地。

在這樣的敘事中，截至一八〇〇年，巴勒斯坦已然成為一片荒漠，來自異地的農夫莫名所以地在不屬於他們的乾枯土地上耕種著。同一片土地也似乎像是一座有著可觀猶太人口的孤島，由外地的鄂圖曼人統治，受苦於帝國政府密集的墾伐計畫，土力也因而枯竭。年以繼年，這片土地更趨貧脊、森林濫伐，而耕地也變成沙漠。這種編造出來的形象堪稱空前絕後，卻在一個官方網站上廣被宣傳。

極為諷刺的是，在編纂這樣的敘事時，作者並未參考以色列的學術研究。大多數的以色列學者若要接受這些主張的效力，或是為這種敘事背書，都會大感猶豫。一些學者，諸如格洛斯曼（David Grossman，人口統計學家，而非同名同姓的著名作家）、寇恩（Amnon Cohen）和本—阿里耶（Yehoushua Ben-Arieh）都已成功地挑戰了這種敘事。他們的研究顯示，數個世紀以來，巴勒斯坦都不是一片荒漠，而是個繁榮的阿拉伯社會——主要人口是穆斯林，大致由農村組成，但也有繁華的城鎮中心。

儘管這種敘事引起論戰，卻仍被一些較不知名、但對教育系統有更大影響力的學者提供，並透過以色列的教育課綱和媒體資源加以傳播。在以色列之外（特別是在美國），「應許之地在錫安主義到來之前杳無人跡、荒涼貧脊」的這等假說，不僅存在而且十分活躍，因而也特別值得注意。

鄂圖曼帝國時期的巴勒斯坦

我們得先查驗真相。反面的歷史敘事披露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其中鄂圖曼時期的巴勒斯坦，和周圍其他的阿拉伯社會並無二致。總體而言，它和地中海東岸諸地區並無區別。作為鄂圖曼帝國遼闊幅員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人民能十分輕易地與其他文化互動，而非被環繞且孤立。再者，巴勒斯坦總是對社會變遷和現代化抱持開放態度，在錫安主義運動到來良久之前，早已開始如同一個民族國家一般地發展。

在如歐瑪爾（Daher al-Umar，一六九〇—一七七五）等積極的地方統治者手中，海法（Haifa）、謝法阿姆（Shefamr）、太比里亞斯（Tiberias）和阿克雷（Acre）等城鎮不僅更新而且復甦。沿岸的港口和城鎮網絡也因其和歐洲的貿易連結而大為繁盛，同時，內部平原區則和鄰近地區進行內陸貿易。和荒漠恰恰相反，巴勒斯坦曾是當時閃姆地區（Bilad al-Sham，意為「北部地區」，或稱黎凡特地區〔Levant〕）繁榮的一部分。同時，在錫安主義者到來前夕，豐饒的農業、小城鎮群和各歷史古都，也早已供養著五十萬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