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悼念的最後避風港——香港教會陷兩難

六四悼念的最後避風港——香港教會陷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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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3週年,在燭光難以燃點的香港,教會成為少數仍舉辦悼念活動的地方。香港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素來是最積極為六四事件發聲的宗教,但如今難度愈來愈高,仍然希望以信仰紀念六四的教徒如何自處?

文:《德國之聲》中文網

多年以來,由五月下旬到六四前夕,香港天主教和基督教部分教會和團體,會各自舉辦悼念六四聚會。自從2020年起,政府以疫情為由禁止支聯會在維園舉行晚會後,這些以往不太受公眾注目的教會聚會,成為極少數仍可較安全地集體哀悼的地方,甚至吸引非信徒出席。

有消息顯示香港警方在如今六四33年紀念日到來的前一天,以「有人透過不同途徑,煽動其他人在維多利亞公園一帶非法集結,可能利用有關場地進行非法活動」為由,宣佈關閉維園部分範圍。踏入第三個沒有維園燭光晚會的年頭,教會由避風港變為風眼中一員。

天主教香港教區傳播處在五月下旬表示,今年不會舉辦六四追思彌撒,因為前線同工及天主教正委對該活動會否觸犯《國安法》感到憂慮。傳播處稱根據天主教信仰,可用不同方式紀念亡者,私下為亡者祈禱也非常有意義。

同一天早上,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到法庭應訊,晚上他在教堂親自主持年度的「為中國教會祈禱日」彌撒,數百信眾早早到場排隊,坐滿教堂,媒體蜂擁而至。「我們仍要受點磨練、受點苦,是為了忠於我們的信仰。」90歲的陳日君在講道時如此勉勵會眾:「可能是在黑暗中,但不要緊,我們等待黎明的到來。」

李先生(化名)是正接受神職人員培訓的修生,他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說,參加這次彌撒有更深切的感受:「(陳日君)樞機被捕一定會憤慨,有火燒眉毛的感覺,但也更激勵教友堅持信心。」對於教區不辦六四彌撒,他坦言感到有點愕然但表示理解。「去年六四彌撒的字眼已經很隱晦,今年的情況反映白色恐怖惡化,是有壓力的。這是一個警號,當局雖然不是硬性禁止做某些事,但所用的方法正在影響宗教自由。」

今年六四適逢星期六,是不少教堂舉辦恆常彌撒的日子,信徒王小姐說會在當天的彌撒中自行悼念。她向《德國之聲》表示:「因為紅線不明朗,不希望聖堂為我們蒙上風險或犧牲,實在太多人被捕了,空間已經收得很窄。」

陳日君身為「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之一,早前因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被國安處拘捕。獲保釋後,他與一眾信託人被指沒有為基金註冊社團而遭票控。

「每一次當作最後一次」

至於基督教,相關主題的聚會也大幅減少,或以更低調方式進行。其中,舉辦六四祈禱會多年的循道衛理教會,今年以「為國民求平安」為題,舉行僅限數十名教友參加的閉門祈禱會。活動簡介指五四運動和六四事件,都在人民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他們祈願上主彌補撕裂、醫治創傷。

與會者阿豪告訴《德國之聲》:「現實是在香港已經沒什麼其他渠道表達哀悼,其他活動都冇沒了,祈禱會彷彿變成唯一。」他認為祈禱會的內容很溫和,但擔心這些少數仍會關注敏感議題的教會,日後面對的危險會愈來愈大。他慨嘆:「現在參與的心態是,每一次都當作最後一次。《國安法》實施後,曾經以為很慣常的事情,都有心理準備它忽然會成為禁忌。」

支聯會曾經連續30年在維園舉行大型燭光晚會,被視為香港容納異見的標誌。陳日君樞機、朱耀明牧師等,以往都高調為平反六四發聲。經歷公民組織瓦解潮,今年是支聯會解散後首個六四紀念日,亦是第一次沒有團體申請在維園辦悼念活動。

昔日每逢五月底,支聯會領袖們總是忙於籌辦活動,今年此時卻因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身陷囹圄,前副主席鄒幸彤只能在法庭犯人欄中高喊「毋忘六四」口號。座落於大學校園的六四地標,包括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中文大學的民主女神像等,已一一被移除。

今年在六四前一週,318名基督教領袖和信徒實名聯署刊登紀念禱文,稱:「悼念這個不能忘記,不能磨滅的歷史記號。好讓渴求和平,公義與自由的初心與熱忱,不在危難和壓力下消散。」禱文寫道:「我們的眼涙並未流乾,我們的憂思仍未抹除。每當記起八九年的景象和面容,在那個傷心的六月天,夢斷京華,天涯路遠,我們豈能沉默閉口。我們哭泣,我們忐忑,但我們仍能堅持,期待著化苦難為祝福的黎明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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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日君樞機(右一)被捕,到蔓延教會的寒蟬效應,梵蒂岡的取態備受關注

大局意識主導教廷取態

教會是否敢於悼念六四,被評論者視為香港宗教自由狀況的風向標之一。《明報》報導,立法會議員、香港聖公會教省前秘書長管浩鳴近期表示,他不認為《國安法》為教會帶來壓力,若只為個別事件祈禱毋須太擔心,但「當中不是鼓吹什麼,不是要翻舊帳」。

不過事實上,《國安法》在香港實施接近兩年,它對教會的影響也漸漸浮現。投入天主教群體多年的信徒余小姐認為,普遍教會關心政治的意識並不強,本來也不太多神父會觸碰相關問題。可是在《國安法》下,教會內僅餘的敢言聲音都慢慢消減。她向《德國之聲》表示:「大家都默默地感受到,禱文少了社會議題,神父講道時更加忌諱。」

部分天主教團體以往積極關注公共政策,並走在前線組織行動。余小姐指,教區內的關社小組、勞工小組等轉趨不活躍,當中很多成員因社會局勢而移民他國。她舉例:「甚至有支援求職的小組都解散了,除了成員離開,也有恐懼的因素,因為不清楚禁區在哪而解散,即使工作不敏感,也為求安全至上。」她認為,香港政治環境急速轉變,教會作為其中一員不可能獨善其身,現在教會的社會參與,更加側重社會和慈惠服務,例如派物資、探訪弱勢,而非政策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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