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大風吹】美國槍擊案頻傳,為何國會激辯30年仍無法強化管制槍枝?

【國際大風吹】美國槍擊案頻傳,為何國會激辯30年仍無法強化管制槍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過去30年來,大規模槍擊案在美國反覆發生,但國會上一次通過重大槍枝管制法案,已經是1994年的事。其背後的原因,其實也不是美國人不願管制槍枝,而是槍枝議題的政治分歧太大。

最近美國德州發生小學槍擊案,兇手先是開槍射擊自己的奶奶,接著前往小學校園,隨機掃射手無寸鐵的無辜學童和老師,造成21人死亡、17人受傷的慘劇。

很多人的反應是,怎麼又來了!

其實,四年前、2018年國際大風吹的第一集,就是在探討為什麼美國總是管不了槍。當時佛羅里達州才剛發生一起慘痛的高中槍擊案。再往前,整整10年前,還有2012年的康乃狄克州小學槍擊案,同樣是震驚全美。這還只是校園槍擊案,如果把所有大規模槍擊案列入,更是不勝枚舉。

如果想大致了解為什麼美國槍枝管制這麼困難,我建議大家可以「溫習」國際大風吹第一集,因為裡面談到的所有原因依然成立。不過今天這一集,我們要比較簡短地探討,為什麼槍擊案反覆發生,民眾也很憤怒,但美國政府,尤其是代表民意的國會,卻始終無法做出任何改變?

面對槍案,總統能改變的其實有限

每當大規模槍擊案發生,不論支持槍枝管制與否,總統一定會站出來承接全國上下的情緒,譴責兇手、哀悼死者、要求改變。例如,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後,歐巴馬在白宮記者會上多次哽咽。

他也站在領導人的高度,呼籲大家不分黨派做出改變。

他們本來還有大好人生,生日、畢業、結婚、生子,美國已經面對太多次這樣的悲劇了......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展開行動,避免悲劇重演,這與政治立場無關。

前美國總統 歐巴馬(Barack Obama)

但在敏感的槍枝議題上,除了呼籲大家動起來之外,總統能直接做的很有限。例如,從拜登2021年初上任,到德州小學槍擊案發生的這1年多以來,跟槍管最相關的菸酒槍砲與爆裂物管理局,局長始終懸缺,原因是由總統提名的人選,一直被在野黨在國會卡住。

同時,雖然總統可以透過行政部門去強化槍枝管制的一些環節,但很容易遭遇阻礙。例如,川普政府曾經下令禁止銷售一種可以提高半自動步槍發射速度和火力的槍托零件。但這個禁令很快被擁槍團體告上法院之後暫停執行,目前還在等候最高法院的裁定。

兩大黨槍管立場相左,國會30年無重大立法

如果行政部門相對無力,代表民意的國會,是不是能透過立法來改變現況呢?答案是,非常困難。因為從歷史來看,兩大黨雖同聲譴責槍枝暴力,但對於該怎麼解決有根本性的分歧。

對華府民主黨人來說,解答是所謂全面背景審查,還有所謂禁賣攻擊步槍......問題來了,他們所謂的解決方案,其實解決不了這些大規模兇案,他們自己也知道。

德州參議員 克魯茲(Ted Cr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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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左為德州參議員克魯茲

美國廣播公司ABC報導,過去30年來,民主黨議員的提案,多半是為了限制攻擊性或軍規級武器與彈藥的銷售,或是強化槍枝購買人的背景調查。而共和黨的提案,則多半是提升公共場所保安措施,以及加強社會弱勢和精神健康的防護。因此,從1994年的攻擊性武器禁令以來,過去30年來,美國國會幾乎沒有通過任何重大槍管法案。

即使在這次的小學槍擊案過後,參議院的相關議案表決,也是兩黨壁壘分明,毫無妥協空間。

按照美國國會的議事規則,任何法案都需要通過參眾兩院表決,其中參院表決的難度又更高,因為如果贊成方沒有60票的絕對多數優勢,有可能遭到反對方以「拖延議事」的方式杯葛。而過去30年來,雖然民主共和兩黨輪流執政,卻從來沒有一黨在參院取得60席。在槍枝管制議題上,也幾乎沒有哪一個提案能贏得跨黨派支持,導致聯邦層級的槍管修法完全卡關。

那在地方層級呢?各州能不能修法來強化州層級的槍管措施?基本上,也是看執政黨而定。美聯社報導,近幾年來,除了少數民主黨主政的州有收緊槍管措施,剩下的如果是共和黨主政,多半是放鬆槍枝管制。在兩黨勢力不相上下的州,則是陷入僵局,所以沒有通過新措施。

這次發生小學槍案的德州,持槍人口比率在全美名列前茅,近幾年也持續放鬆槍枝管制。當地記者認為,就算近年來大規模槍擊案接連發生,也不會逆轉這樣的趨勢。

我可以很肯定,德州這裡已經是最近3年內,一連串大規模槍案的其中之一,顯然這些案件並沒有導致持槍資格規定變嚴,反而我想整體趨勢是變得更寬鬆。

美聯社德州記者 布萊柏(Jake Bleiberg)

不敢激怒支持者,議員難以達成跨黨派改革

如果國會議員的立場反應真實民意,難道,美國人都不覺得應該要加強槍枝管制嗎?其實也不盡然。根據蓋洛普民調的長期追蹤,過去30年來,除了2011年前後,贊成加強管制的民意,一直在50%以上。

如果針對具體措施,民調更發現,強化所有槍枝交易的購買人背景調查,以及在執法單位認定槍枝持有者精神不穩,或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下,合法沒收槍枝,這兩項措施都有八成以上的高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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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那為什麼國會沒辦法行動?福坦莫大學政治學教授麥德莫特指出兩個可能原因。一是槍擊案雖然震撼人心,但往往不是最緊急、最優先的公共議題。例如,經濟民生、預算赤字、醫療體系,往往在選民心中比槍管更重要,而民意代表也很清楚。二,對國會議員來說,連任是最重要的決策考量,而議員必然最先考慮所屬選區的民意。

例如最近一次、2020年的眾議院選舉中,只有24%的共和黨選民贊成加強槍管。相較於全國民意,議員肯定會更重視這群支持者的意見,以免短短兩年任期結束後,就遭到選票淘汰。

前面提到上一次聯邦層級的重大槍管改革,是1994年的攻擊性武器禁令。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教授瓊斯就表示,那次法案通過後,不少共和黨議員就在同一年的選舉中慘遭淘汰,甚至有人說因為投下贊成票而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所以即使有共和黨議員私下認同應該強化槍管,「跑票」的代價也可能讓他們裹足不前。

就在今年2月,德州小學槍擊案發生的3個月前,9名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的受害者家屬,才剛剛獲得一筆史無前例的和解賠償金。這些受害者家屬控告,製造作案槍枝的全美最大槍廠雷明頓,透過不恰當行銷方式,向大眾推廣這種軍規級武器。最終,雷明頓同意支付7300萬美元、超過台幣20億的賠償金。這也是美國史上第一次,有槍枝製造商為槍擊案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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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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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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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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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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