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時代唱廣東歌：《給下一輪廣東歌盛世備忘錄》序

文：李展鵬

八十年代中期，譚詠麟張國榮並立，兩派歌迷水火不容。我當年不過是小學生，但在同學中也有兩派之爭。平心而論，我當時也買譚詠麟的卡帶，也覺得他的某些歌很好聽，但我是百分百的張派，從不畏懼跟譚派同學罵戰。當時形勢是譚派佔優，原因很簡單：譚很大路，形象人畜無害，至於張國榮則又陰柔又叛逆，他雖紅，但也是某種另類——在他之前，香港以至華人社會，是沒有這種男星的。

很多年後，偶然跟同是死忠張派的同齡朋友談起當年往事，我突然有感而發說：「我們當時才十歲左右，但要我們三十歲、四十歲、六十歲、八十歲再選，我們仍會選張國榮。」雖然只是小屁孩，但我們不只看到一個帥哥、聽到一些好歌，更是在他身上找到一份認同——某種當時我說不清的對他的叛逆、不從眾、孤高氣質的認同。對於我曾幼稚地為他跟人吵鬧，我只覺驕傲，那感覺是：還好我小時候做了這件事呀。

迷明星背後，有一個小孩懵懂地尋找自我認同的心理學因素；明星身上折射的，則是社會的微妙文化轉變。我的成長過程，原來也可以作為案例，說明流行文化的微言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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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要承認的是，過去十多年我追廣東歌的熱度大大減退，這其中涉及兩個標誌性人物：容祖兒大紅令我感覺跟廣東歌漸行漸遠，林峯大受歡迎更令我對香港樂壇失望透頂。猶記得初到台灣讀書時，有台灣同學談起《胭脂扣》，他大力讚嘆：「香港歌星好厲害呀！又會唱歌又會演戲！」多年後，台灣朋友卻是問：「這容祖兒為什麼在香港這麼紅呢？」曾經，人家羨慕香港有個梅艷芳；後來，人家不解容祖兒何以成為香港歌壇一姐。

所以，雖然這十多年來我很喜歡RubberBand、My Little Airport、何韻詩、梁詠琪及吳浩康等人的歌，也買過張敬軒、薛凱琪及許廷鏗等人的CD，但毫無疑問，我對廣東歌不再熱熾。甚至，我有日發現，我聽的舊歌已比新歌要多。這種由濃轉淡的感情，大概也是很多香港人所共有的。

於是，看到《給下一輪廣東歌盛世的備忘錄》的書稿，的確是難掩興奮。這本書要填補的，正是我所錯過的，也就是2010年之後廣東歌的風景，而書中不少內容更追溯至2000年前後的階段。嘉銘、子瑜及海邊欄幾位作者提醒我們：過去十多年廣東歌有許多趣味，只是往往備受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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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樂壇已死」的論述之下，很多人、很多作品都被低估了、遺忘了。這本書，就為這些廣東歌拾遺，並為我帶來新知：原來，鄧麗欣寫下不少題材獨特的歌詞；原來，欣宜在她的演唱會中曾作出在性別意識上非常破格的演出。整本書討論過的作品，可以看作一張長長的歌單；想重新認識過去十年多的廣東歌，翻一翻書即可。

更重要的是，這本書分析流行曲的同時，很強調這些作品背後的文化、社會、政治脈絡。流行文化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創造時代的文本；英國評論人Raymond Durgnat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一個地方的社會史可以由明星來書寫。過去十多年，香港發生太多大事，香港人也似乎無暇多討論廣東歌；這本書正正提供一個視野——從廣東歌看香港變化，一如我們曾用《半斤八兩》的草根心聲及《壞女孩》的情慾題材去看當年香港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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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香港流行音樂研究遠比香港電影研究少得多。原因包括香港電影的確比廣東歌更受國際矚目，而外國人研究廣東歌亦有難以跨越的語言隔閡。關於香港流行音樂的專著或論文，無論是中文或英文都不豐富。這本書的幾位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以不同的取徑延續對廣東歌的探究：例如嘉銘借鏡Marshall McLuhan與Manuel Castells的傳播學理論，子瑜引用Richard Dyer的明星研究，海邊欄則試用精神分析，都有拋磚引玉的意義。而事實上，面對新一波的廣東歌風潮，我們的確需要更多的理論視野。

從工業到情感，從個人記憶到文化政治，《給下一輪廣東歌盛世的備忘錄》梳理過去十多年的廣東歌發展，寫的是香港流行文化的現在進行式。過去幾年，香港經歷大變局，疫情肆虐，移民潮再現；放眼世界，從緬甸、阿富汗到烏克蘭，更是亂象處處。此刻大談流行曲，似乎是風花雪月，不知人間疾苦，至於追星，亦從來被視為是無聊事。

但我從來相信「文化無小事」：身處大時代，人們還是要聽歌；在紛亂時局，人們還是會迷明星。周璇的歌，就在抗戰時的上海大行其道；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湧進戲院看電影的人不降反增，更造就了荷里活的黃金時代。一方面，是流行文化慰藉了活在艱困中的人；這是傳統的「逃避主義」論調，也是很多人看待九七前香港主流電影的方式——既然前景不明，不如逃到嘻嘻哈哈或打打殺殺的電影中。但另一方面，流行文化也暗暗捕捉了時代的集體情緒與情感結構，例如《黃飛鴻》系列的清末亂世與周星馳的無厘頭，都微妙連繫九七前香港人的複雜心情，愛看黃飛鴻與周星星，是逃避，又不是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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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角度，可以理解《梅艷芳》引起的巨大社會效應：在今天的社會氣氛中，看著梅姐的故事，回望香港的起落，聽著《心債》、《壞女孩》、《烈焰紅唇》及《笑看風雲變》，並流下幾滴眼淚，那情感經驗既是逃避又不是逃避——而流行文化就往往遊走在這種曖昧中，成為時代印記。法國導演杜魯福曾說：「一部極度成功的電影已是社會學事件，而未必是藝術成就。」《梅艷芳》正正是這樣的社會學事件，當中主角就是廣東歌。至於MIRROR引起的追星狂潮，又何嘗不可視為困局中的香港的另一社會學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