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一千年》：宋代泉州成為首屈一指的國際港，正是因為並非人人都守規矩

文：韓森（Valerie Hansen）

隨著中國船舶在西元九六○年前後，也就是宋朝創建時，於海洋運輸上承擔更重要的角色，中國皇帝也繼續迎來周圍國家的朝貢使節。在已存在一千多年的朝貢制度下，中國的鄰居會送禮物，通常是當地特產給中國皇帝，中國皇帝也禮尚往來，回以絲綢。

宋代初年，朝廷即派遣官員到東南亞要各國納貢。宋朝使者會準備空白表格記下統治者的名字、國家和預期獲贈的禮物。因為當政的朝代是運用朝貢制度來建立威望，在很多例子，中國皇帝送出去的禮物比進貢國呈獻的還要值錢。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外國商人在到達中國時冒充貢使。按照規定，中國貿易官員必須拒絕冒充者，但有些商人，特別是來自陌生地方的商人，還是有辦法躲過偵查。

九七○年代的宋代規範明定帶貢品前來的使者有資格前往首都開封，當面將禮物獻給皇上。同一規範也規定進行普通貿易的商人應留在登陸的港口。一○三○年代，進貢行程暫時停止。那一年後，宋朝政府雖偶爾招待朝貢使團，但已將重心轉向對外國商品課稅。

海洋商業的規模促使宋代摒棄前朝的財政措施，勇於對國際貿易課稅。新的賦稅制度相當複雜，但頗具巧思。創造制度的官員，一如所有稅制設計者，企圖獲得最高的稅收。每一港口都設有最高貿易官員，稱市舶司，負責監管所有來港的外國商人，並核發許可證給欲離開轄區、航往外國的中國商人。市舶司也負責收取新稅，並將稅金轉給開封府的朝廷。

廣州是熙來攘往的貿易港，因此宋代率先在九七一年於廣州設市舶司。不同於唐代僅在廣州設市舶使，接下來二十年內，宋朝政府又在杭州、寧波等南方港口設市舶司，足以證明國際貿易的稅收對這個新朝代有多重要。

宋代的稅務官設置了三種新稅。首先，在船進入港口後，官員會上船估算貨物總值。他們會徵收一部分充公，通常是貨物總值的十％到二十％。直接徵收制讓官員得以取得中央政府——其實就是皇帝和皇親國戚——需要的物品。

再來貿易官員會針對「細貨」，即珍珠、大象牙、龍涎香等高價舶來品收第二種稅：以低於市價的人為費率收購。這種規定就是授予政府獨占所有精緻物品的權利，而宋代貿易官員也為這類商品在全國各地設立市場。這類商品大多落入批發商之手，不過個人也可以小規模採購。

第三種稅是針對其他「粗貨」，或大宗貨物收取，通常是較大批的香木。外國商人一付完粗製品的稅，便可直接把東西賣給中國買主，有時就在碼頭邊開賣。

你可能已經料到，稅率時時在變，每當直接徵用的比例過高，或支付細貨的費率太低，外國商人就會抗議。有時商人贏：九九五年，政府退讓，交代貿易官員別再以刻意壓低的價格收購，或以過高的費率轉賣。跟現在一樣，這種不公平的交易行為可能也確實會摧毀國際商人的貿易動機。

一度，當財務拮据的政府將直接徵收比例提高到四十％，遠高於平常的十％到二十％，外國商人乾脆不來中國港口了。宋、遼在一○○四年爆發的戰爭終止於一○○五年的澶淵之盟。

雖然和約要求兩國加強巡查邊境貿易，但其實國界可以滲透。在遼國禁止販賣的馬匹順利來到宋的領土；一些鹽、書籍、地圖、武器和硬幣，雖然宋朝政府下令禁止輸出，仍向北進入遼的疆域。

宋朝禁止硬幣出口到遼土，是因為含銅量高的青銅幣仍是宋朝境內使用的主要貨幣，財政官員擔心流失銅幣會傷害經濟。中國的硬幣製成圓形，中央有個方形的洞，讓它們可以串在一起——起初每串一千枚，後來改成將近八百枚——便於清點。硬幣有硬幣的缺點：重、難以長途運輸，且銅的供給未必跟得上需求。

因為銅在四川省西北部短缺得特別嚴重，九八○年代政府發行了鐵幣——比青銅幣更重。要一斤半重的鐵幣才能買到一斤重的鹽。在九九三至九九四年因經濟困頓引發一場民變後，地方商人踏出革命性的一步：用寫在紙上的期票取代鐵幣。擔心濫用，地方官員限制只有十六位信用特別可靠的商人有權發行紙票。但當其中一些商人違約拖欠，地方官員於一○二四年開始發行紙幣。這是世界第一批紙幣，但因為只在四川地區流通，影響有限。

在四川官員實驗紙幣的數十年間，遼宋訂立澶淵之盟。隨之而來的邊界管制嚴重限制了宋朝與北方的貿易。但因為軍隊需要馬（中國人養出來的馬始終無法像亞洲草原地帶民眾養的那麼迅捷有力），他們向西北方幾個不同的王國購買許多馬匹。馬是宋朝當政期間最重要的陸路進口商品。

這時，中國商人派往南方和西方的船愈來愈多：去東南亞、去印度、去中東、去東非，那些沒有敵對勢力阻礙貿易的地方。中國人出口高級紡織品和高溫燒製陶瓷的獲利豐厚。金屬出口也很重要，不論是未加工的圓柱或鑄錠，或諸如鐵釜、炒鍋、玻璃等加工品。穩定的出口收益，也為日益繁榮的芳香物交易提供資金。

泉州都會區尤其受惠於這種貿易。位於中國東南沿岸、與臺灣隔海相望，泉州住著許多外國僑民。南印度人在九八○年代出資興建一間佛寺；當地最重要的清真寺：艾蘇哈卜清真寺（Masjid al-Ashab，意譯為「聖友寺」），始建於一○○九或一○一○年。

至今泉州已出土兩百多塊刻阿拉伯文的墓碑，遠超過西元一五○○年前其他所有中國城市，當地說阿拉伯語的穆斯林，更組成當時中國最大的外國人社區。這種程度的接觸——外地人和當地人比鄰而居——就中國城市而言並不尋常，且不尋常到連官員都主動發表意見。在城南一個國際商人社區，有人觀察到「諸蕃有黑白二種，」指的是泉州商人社群有不同的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