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進烏克蘭記者側記:每個受訪的烏克蘭人都是同仇敵愾、誓不屈服,堅定支持「去俄國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什麼?你要去烏克蘭?不會吧!」這是朋友聽到消息後的第一個反應。但身為記者,不是哪裡有危險就往哪裡去嗎?因此接到主任電話詢問出差意願,我只猶豫了一秒就答應了。
(中央社)中央社在5月指派兩名駐外特派前往烏克蘭,採訪俄烏戰爭爆發約3個月之後的情勢與影響。由於戰爭仍在持續,且台烏關係並不密切,能否成行存有變數,但記者做足功課,憑一己之力先後申請到採訪許可與簽證,並完成採訪任務,於6月3日烏克蘭遭全面入侵100天之際推出系列報導。
以下依序是中央社駐伊斯坦堡記者鍾佑貞與駐新德里記者林行健的採訪心得:
鍾佑貞
俄軍在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之後,大批西方媒體每天從烏克蘭發出報導,對於戰事爆發超過三個月才實地採訪的我們來說,重點是讓報導的內容與外媒有所區隔,盡可能驗證有些我們已經知道的新聞,同時避免煽情,用台灣讀者的觀點,報導這次衝擊烏克蘭數千萬人口乃至全球各國的重大歷史事件。
台灣與烏克蘭沒有正式關係,甚至民間往來在過去也不頻繁,中央社記者要在戰時前往烏克蘭採訪有許多不確定性,包括可否取得簽證、簽證到手之後能否順利入境、入境之後採訪是否受限等等。考量層層難關,一開始對這次的任務感到忐忑不安。
出發前夕,聽聞有台灣同業即使取得烏克蘭軍方發給的採訪許可,卻仍無法拿到簽證,焦慮感大增。5月24日上午10時30分,向烏克蘭駐波蘭盧布林領事館遞件後,領務人員檢視護照一會,手指護照上的「台灣」字樣說:「我們不發簽證給這個地方。」
烏克蘭領事館申辦簽證,有驚無險的一整天
但烏克蘭駐土耳其大使館對我申請前往採訪非但沒有異議,還同意代為聯繫駐盧布林的總領事館,只是大使館依烏克蘭政府規定,不能核發簽證給記者。我向領務人員出示前幾天與總領事詢問簽證所需文件的往來訊息,他端詳內容後離開座位,接著就是等待。我心想要嘛可以進到烏克蘭採訪,要嘛就只能寫一篇「盧布林一日見聞」交稿。
到了下午4時,領事人員還在一一檢查我護照上的出入境紀錄,然後問我:「你去過俄羅斯及亞美尼亞,目的是?」事前已聽說有人因進出俄羅斯的紀錄被發現而遭到烏克蘭當局質問,因此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並不驚訝,但還是不免緊張。我是在2018年到俄國,在那之前三年去過亞美尼亞,都是自助旅行。
經過一番折騰,護照上最終蓋上可在60天內多次入境烏克蘭的簽證。我們兩人在黃昏時分,興奮地拿著簽證頁在領事館門口拍照。我到波蘭才一天多,行健是今天才到盧布林,雖然有些細節不足為外人道,但事情進展超乎我們想像的快速。
我們隔天就從盧布林搭巴士前往基輔,車程要11個多小時,我們兩個是車上唯一的亞洲面孔,一路上只聽到偶爾有人低聲交談。我們要去採訪時,每天回國的烏克蘭人超過離境避難的人數,也許因為這樣,當巴士通過邊界進入烏克蘭,邊境警察現身,車上響起一片歡呼,氣氛頓時輕鬆不少。巴士離基輔越近,乘客臉上越多顯現笑容。
若非道路上有水泥掩體、路障,首都近郊有焦黑被毀的商場,基輔人的生活表面看來已經恢復正常。外人很難想像才幾個星期以前,俄軍坦克和部隊就在首都的外圍肆虐,基輔本身也岌岌可危。記者詢問一名少女市區搭車地點,少女馬上拿起手機幫忙叫車,一邊揚起下巴指指記者身上配掛的採訪證,「車三分鐘後到,烏克蘭需要你們。」
面對戰爭衝擊,似乎每個力求過正常生活的烏克蘭人都有難掩、外人無法想像的痛楚。協助叫車的少女名叫莉薩(Liza),是21歲的大學生,基輔首度響起空襲警報的當天,她急忙躲進地鐵站。她說,如今她再次搭乘地鐵時,才發現恐懼襲來,好像要跨出腳步上車都感覺困難。
另一位基輔市民歐莎娜(Oksana)頭戴棒球帽,起初在接受採訪時神情漠然,但講到親友仍在俄軍占領及破壞地區時,突然情緒潰堤,在街上頻頻拭淚,好像好久找不到人可以傾訴一樣。
在記者到訪的前幾天,東部第一大城哈爾科夫(Kharkiv)剛遭到俄軍轟炸,城內不時響起空襲警報,街道冷清,除了軍人、記者及陪同的本地翻譯之外,少見行人。在哈爾科夫市區見到一棟半毀坍塌的建築,那是個左側柱體被炸到焦黑、已經人去樓空的行政大樓,記者立刻拿攝影機錄下影片。回飯店剪輯影片時,才發現畫面晃得嚴重,或許戰爭的殘酷暴力透過影像轟然來襲,在拍攝當下,雙手顫抖不已。
記者離去,烏克蘭人民繼續面對戰火威脅
隔日見一名40出頭的女子從地鐵站內的帳篷走出,用手簡單梳理頭髮,背上側肩皮包往出口而去。如果不是在地鐵站另一頭拍攝市景,根本不會料到眼前這位裝束整齊的女子夜宿地鐵。「她家怎麼了?」這成為離開哈爾科夫前,懸在心頭的疑問。
結束報導返回土耳其駐地後,手機傳來俄軍飛彈攻擊基輔的消息,所有受訪對象的名字在腦海中跑過一輪,希望他們都安然無恙。記者結束採訪任務就離開,烏克蘭人民則每日每夜仍要面對已深入生活隙縫的戰火硝煙,或許這是此行讓人最難受的體驗。
有別於來時沿路陰雨,出烏克蘭時豔陽高照,但願它預示戰爭將會早日結束,路上掩體不再,為誤導俄軍而以黑漆塗抹的路名重現,離散家人終能團圓。此時此刻,無懼就是最大勝利。

林行健
「什麼?你要去烏克蘭?不會吧!」這是朋友聽到消息後的第一個反應。但身為記者,不是哪裡有危險就往哪裡去嗎?因此接到主任電話詢問出差意願,我只猶豫了一秒就答應了。與其說是「猶豫」,不如說是「愣」了一秒:「烏克蘭?有沒有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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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