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囤積癖》:「瑞典式大限清理」幫助你自己和家人,從一生的堆雜中釋放出來

《囤積癖》:「瑞典式大限清理」幫助你自己和家人,從一生的堆雜中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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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以母親的囤積癖作為整個世代巨大而混亂的縮影,探討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和網路發達是如何透過郵購目錄、二手市集和連鎖量販店,催生出無底洞般的物欲需求,從無限拜物到囤積障礙,清晰呈現歷史上囤積現象的發展脈絡。

文:珍妮佛.霍華德(Jennifer Howard)

愛書人的怒吼

在《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一書中,作者說,她的家裡從沒擺放超過三十本書籍。在某集的網飛節目裡,近藤告訴她的委託人,他們應該拿著每一本書,然後問問自己,它是否讓人怦然心動。這些事情讓愛書人集體怒吼,表達反對。

讀者和作家寫下挑釁的推特文章和專欄文章,以捍衛自家早已經爆滿的書架。小說家史考菲(Anakana Schofield)在一條加強語氣的推特文中發洩憤怒:不要理會近藤麻理惠是怎麼談論書本的,把你的公寓和世界都塞滿書就對了。我才不管你要不要扔掉內褲和保鮮盒,但這個女人對書顯然不理解。每個人都需要擁有大量的藏書,而非一個乾淨又無聊的書架。

書評人查爾斯(Ron Charles)也有一屋子的書籍,這使得近藤的建議在他看來滯礙難行。正如他在《華盛頓郵報》專欄中所解釋的:「要把每本書都拿在手裡,然後測試看看它會不會讓人怦然心動,可是得花上好幾年的時間。而在那段時間,又有更多的書會湧進來。」

查爾斯接著描述對物事依附的一個深層原因——這裡談的是書籍,但也可以適用於其他的所有物。他指出,近藤告訴電視觀眾,把書本一一撤掉,會讓你明白此刻什麼樣的資訊對你來說是重要的。但是,我們之所以還留著書,並不是因為我們知道此刻什麼樣的資訊對我們是重要的,而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這些強烈的反應,透露更多的是關於評論人本身的心態,而非那位去雜物大師和她的建議。在一次接受《獨立線》(IndieWire)的媒體訪談中,近藤向所有的愛書狂重申,她並沒有要他們扔掉心愛的個人藏書:「如果讓人把書甩掉、或只擁有幾本書的想像令你生氣,那麼你會明白你是多麼的熱愛書籍,明白什麼東西在你的人生當中顯得如此重要。」

有些人則感受到,在教人削減物品的建議背後,潛藏著某種存在性威脅。《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剛問世,評論人米勒(Laura Miller)就在《石板》(Slate)雜誌中剖析,她所看到的不是秩序,而是巨大的空洞:「拋棄我們所獲取的東西,就是殺掉我們想像中在使用它的那個自己。近藤的書從側面切入,但很持續地思考我們自身的必朽性,而那個即將逝去的,就是你啊親愛的讀者。死亡,是一種至高的人生改造魔法。」

在我看來,那是一種過於負面的解讀。但是,在任何試圖對付一生積累的認真努力之下,的確都潛藏了某種存在性的真理:你真的帶不走那麼多東西,哪怕消費文化從每個人一出生就訓練我們相信,我們應該在脫離塵世之前獲取眾多的東西。要認真考慮什麼會變成你的身外之物,就必須承認一件事:你終有一死。就算用所有的東西圍封住自己,死神還是會找到你,時間遲早而已。你並不能在堆積如山的東西背後,躲避歷史的必然。

擁有物質和財貨會讓人感到安穩,因為它們是歷史和認同的載體,但是,它們也有一條獨立於當前物主之外的時間線。無論某個物件在今天對你來說是多麼珍貴,無論它承載了多少金錢、審美或情感價值,它都很可能比你多存在好幾年、好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

更精確地說,你將不會與它同在。很少有人喜歡面對這樣的現實:許多構成我們日常生活、記憶、家族傳承、繼受的物事,在我們不能在這個世界上欣賞和享受它們之後,還會存在很久。這些東西當中,有許多是在物主出世很久之前就被製造了出來,而且在物主死後的好幾年或幾世紀,都還會在這裡。


自封為家庭檔案管理員的我,努力將自己投射到幾十年之後的未來,那時我的孩子已經到了我現在的年齡。什麼書籍、文件或照片,會對他們有意義?我想像我會留給他們一批精挑細選的家庭生活圖像、最棒的照片、最有意義的學校論文、能向他們的未來透露當他們處於五歲、十歲或十五歲時,能表達那個年齡內涵的藝術作品。那很可能只是個虛想。

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去嘗試: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們得花上很多的時間,去翻查那一箱箱的東西。我不想讓他們被迫做出很多關於保留和丟掉的痛苦決定。我希望他們有更開心的事情可做。

有鑒於我家裡的人向來都很難對東西放手,我驚訝的發現,清空並不一定是一場磨難。在二○一八年出版的《瑞典式大限清理的溫柔藝術》(The Gentle Art of Swedish Death Cleaning)這本薄薄的書中,瑞典作家曼努森(Margareta Magnusson)讓離別的必然顯得十分歡快。既然遲早要有人來處理你的東西,那麼,為什麼那個人不是你呢?那可能會很好玩!

那也是一種良善的舉動。「絕對不要設想有誰會希望——或能夠——排休來照顧那些連你自己都懶得打理的事。無論他們有多愛你,都不要把這個重擔留給他們。」在書中這段話的旁邊,我寫下「謝啦,老媽」,還用鉛筆在一旁畫了一張苦臉。

努森這本書的副標題——如何把自己和家人從一生的堆雜中釋放出來——說中了箇中的妙處,「大限清理」不僅解放了那個獲取太多東西的人,同時也卸去了他們的繼承人和親屬的重擔。

瑞典式大限清理

將瑞典式大限清理哲學付諸行動的,就包括了我那些在國會山的鄰居。他們最近才舉辦了一場「大屋換小屋」派對,來告別住了四十一年的房子。他們沒辦法把所有東西都帶去更小的新公寓,於是開了一場派對,請客人挑一些帶走,然後在每樣東西要離開他們的時候,講述這些東西的故事。「我得處理我父母家的大屋換小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德沃夏克(Petula Dvorak)記述了這場活動,她寫到,有位六十歲的客人這麼說:「那並不容易。因此類似這樣的做法,會讓事情好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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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隨基礎建設聯網程度越高、數位化越普及,電腦系統遭受駭客攻擊或網路病毒感染的機率也越高。黃勝雄以台灣為例,台灣資訊系統平均一年收到的攻擊通報,累計高達150萬筆,舉凡像是前陣子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超商門市電視螢幕出現不雅字眼,以及外交部、國防部網站遭入侵,就是資訊系統被攻擊的明顯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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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黃勝雄執行長

第一項極端被攻擊狀態,黃勝雄把網路流量耐受力,比喻為河道疏浚工程。假設一個工程能承受50年河川淹水情況,假設某一年突然河水大暴漲,能否有別條河道能疏浚;同理,資訊系統在平常也要針對極端的被攻擊狀况,列出多個腳本進行演練,在日後遇到突發攻擊,才能有配套措施加以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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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台灣超過九成以上是中小企業,除了運用有限資源打造基礎防線來抵擋網路攻擊,黃勝雄特別提到,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負責維運的「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可以給民間企業提供免費、最新的網路樣態這類資訊,或是協助引薦公私部門的資源給一般企業,協助企業主更快瞭解當前的攻擊手法,進而在事前、事中、事後做好資安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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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構面是民眾的個人層次,如何在日常生活培養數位素養,提升資訊解讀的能力?黃勝雄點出一個有趣現象,他說,「我們對資訊的過濾機制,不是來自資訊本身,而是來自傳送資訊的人,也就是你對他/她的信賴程度。」換言之,要對親友在群組傳送的訊息應保有更高警覺性,培養媒體識讀能力,或是從生活小細節,確保3C科技產品帳密不會輕易被盜用,自然讓想要癱瘓系統的攻擊者,同樣要付出較高的代價而不能得逞。

數位韌性的建構,與數位轉型一樣,它是階段性持續優化的過程而非結果,因此不會有停止的一天。黃勝雄最後強調,目前台灣在資訊技術及法律規範會持續擬定更完善的整合方案,並鼓勵中小企業、一般大眾對資安議題,在有限的範圍內,經常瞭解外面的世界發生哪些事情,不僅能免於成為資訊戰的受害者,同時持續充沛自我數位素養,每個人都可以為數位韌性工程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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