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專訪】藍士博 X 共生音樂節：轉型正義在台灣社會顯得輕薄短小，這就是我們要抵抗的事實

身為共生音樂節的發起人，藍士博表示在他看來，音樂節比較接近是由許多偶然的因素而創造出來。他表示，催生共生音樂節來自於一個已然存在的脈絡，即是他當兵退伍後和台灣教授協會（簡稱台教會）合作，透過獨立青年陣線在各大專院校舉辦活動，介紹相關的台灣議題（包含了本文稍後會談及的台獨運動重要先驅史明），藉此串聯起了各校的學生組織，後續再讓各校的大學生發展出他們想要舉辦的活動。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某天他們突然討論起應該要舉辦屬於青年的二二八活動，才催生了如今我們所熟悉的共生音樂節。

藍士博回憶，共生音樂節前兩屆屬於「手中有什麼菜就端什麼出來」，群眾募資是從第三屆才開始（共生音樂節在flyingV進行過6次募資活動，今年度的募資活動可點此瀏覽），也是從這屆開始加入了專業的音樂人以及舞台管理，「第三屆的共生開始像個音樂節，在此之前比較像是獨派的本土青年大集合，為的是讓長輩們對於『年輕人關心台灣議題』這件事有信心」。從第三屆開始，共生音樂節的輪廓已底定，但藍士博指出每一屆的展覽內容和活動，都有各自的樣子。他自己參與較深的時間則是從草創到第五屆。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丁肇九

共生音樂節不只是個紀念活動，更凝聚了一個青年團隊

藍士博特別點出共生音樂節的組織方式值得一談。他指出以往在討論社會運動或青年團體，其中一個擔心是無組織的組織，另一個擔憂則是家父長制可能帶來的問題，但「共生在這兩個問題中取得平衡」。他表示共生從第一屆到第八屆都屬於無組織的組織，是個隨音樂節而存在的「任務型編組」，卻能夠維持每年重新組織再運作，「這本身就滿需要，不論是理念、人情組織，甚至是信念、信仰的驅動力」。

藍士博指出，共生前八屆的組織方式是無組織卻能持續運作，這本身就值得討論為何如此，而這樣的組織經驗能否複製。其次，既有的討論認為家父長制是個不太理想的組織運作方式，但共生音樂節卻能以這樣的方式持續進行，那麼家父長制是否如此不理想，這也值得討論。

藍士博將共生音樂節的前兩年視為一個階段，第三到五屆是另一個，第五到十屆又是一個階段，但他指出若從延續的觀點來看，「共生始終滿重視的是，團體裡人與人的關係與連結。」

他指出共生這十年來，已經不只是一個二二八的紀念活動，更凝聚了一個青年團隊。藍士博更透露，共生如今的發展並不是當初預期的，「我們在第五屆時的口號就已經是『見好就收』」。藍士博表示，「沒有一個活動是有它必然存在的裡由」，因此他們從來不給彼此壓力，仍舊會尋找共生音樂節下一屆的總召，但若是人力不足或是籌備成員沒興趣，「不要為了做而做，是共生之所以持續舉辦的核心關鍵。」

這次受訪的另一位對象、現任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秘書長的潘美是從第五屆開始參與，她表示群眾募資對一開始的她而言，比較像是額外的一筆經費，後續參與較多行政工作後，對群眾募資的看法才轉變為「不可或缺的項目」。

潘美和藍士博說明群眾募資占共生音樂節的經費比例，約莫在15-20%之間。藍士博補充群眾募資一開始對共生音樂節比較像是廣告效益，藉此創造更多的曝光度。

潘美表示早期的募資比較像是讓參與者兌換活動的周邊品，離群募想將有理念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想法較遠。自第九和十屆參與較多的行政工作後，他們試著將群眾的觀念更納入募資活動裡。另外，潘美也觀察到其他活動的募資方式也許有值得參考之處。她以自由路上藝術節為例，表示該活動的群募會隨著達成進度而解鎖新的企劃，「這也許是未來共生可以考慮的形式」。

對於工作人員的流動率，藍士博不諱言以共生而言滿高的，若一屆招募而來的成員有40位，過半數參與完一屆後就會離開。擔任幹部者則維持兩到三人，總召則在三到四年左右。「如果共生今天是一間公司，當然會希望人員能夠穩定，但今天的目的是議題推廣，人員穩定不必然就是好事。」

藍士博提及共生初期經常遭受到的兩個批評，一個是在尚未釐清真相之前，該如何共生，另一件事就是音樂節要做到多深。對於前者，藍士博表示，活動一開始站在軟性的道德至高點，為的是爭取最多數人的支持，「這可以說是一種活動的策略。」對於後者，藍士博表示，音樂節每一屆的展覽內容都是全新的，幾乎每一屆都是一個教材，「我們選擇的是，讓每一屆對於二二八事件都有自己的詮釋。我們想傳達的是，歷史是年輕人的，這段歷史必須由他們自己來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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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共生音樂節的總召徐祥弼受訪時曾指出，共生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同溫層」，亦即參加活動和群眾募資的人，大多集中在台北。潘美對此則回應，共生音樂節前後曾舉辦相關講座或小旅行，他們曾跨出台北到較近的基隆、金山、淡水，也曾在雲林、苗栗及新竹和在地團體合作。但她表示，離開北部之後，參與人數減少明顯可見，「舉辦這些活動的象徵意義比較高」。

藍士博表示，從二二八事件作歷史推廣為例，就涉及了各地方對事件的著重程度，以及青年組織的動能。「我們曾經嘗試過，但不是很成功，耗費的心力和時間成本都很大，因此就恢復到先以台北為主。」

藍士博表示，二二事件在各地的發展情形不同、紀念情況不同，關注這議題的群眾與力量不同，這都會影響到共生要跨出所謂的「同溫層」能否成功。他指出，以無組織的組織方式運作的共生，與其他縣市合作，在人力和時間成本可能就會銜接不上。「但共生累積了這麼多的材料，未來若是要在其他縣市舉辦活動，就會是很好的文本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