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專訪】藍士博 X 共生音樂節:轉型正義在台灣社會顯得輕薄短小,這就是我們要抵抗的事實

【關鍵專訪】藍士博 X 共生音樂節:轉型正義在台灣社會顯得輕薄短小,這就是我們要抵抗的事實
左為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秘書長潘美,右為史明文物館首任館長藍士博。|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丁肇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不論是史明或是二二八事件,藍士博認為關心這些議題的群眾都得面對「在大的社會脈絡中,這些議題就是少數中的少數。」他表示現況是微弱的,但需要被傳承。傳承的困難點來自於,用什麼樣的方式讓更多人願意投入行動,乃至於互相產生關聯,「這才是這十年,我們在做的實驗。」

身為共生音樂節的發起人,藍士博表示在他看來,音樂節比較接近是由許多偶然的因素而創造出來。他表示,催生共生音樂節來自於一個已然存在的脈絡,即是他當兵退伍後和台灣教授協會(簡稱台教會)合作,透過獨立青年陣線在各大專院校舉辦活動,介紹相關的台灣議題(包含了本文稍後會談及的台獨運動重要先驅史明),藉此串聯起了各校的學生組織,後續再讓各校的大學生發展出他們想要舉辦的活動。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某天他們突然討論起應該要舉辦屬於青年的二二八活動,才催生了如今我們所熟悉的共生音樂節。

藍士博回憶,共生音樂節前兩屆屬於「手中有什麼菜就端什麼出來」,群眾募資是從第三屆才開始(共生音樂節在flyingV進行過6次募資活動,今年度的募資活動可點此瀏覽),也是從這屆開始加入了專業的音樂人以及舞台管理,「第三屆的共生開始像個音樂節,在此之前比較像是獨派的本土青年大集合,為的是讓長輩們對於『年輕人關心台灣議題』這件事有信心」。從第三屆開始,共生音樂節的輪廓已底定,但藍士博指出每一屆的展覽內容和活動,都有各自的樣子。他自己參與較深的時間則是從草創到第五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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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丁肇九
共生音樂節發起人藍士博,分享共生音樂節草創時期的過往,以及他如何看待音樂節的組織方式。

共生音樂節不只是個紀念活動,更凝聚了一個青年團隊

藍士博特別點出共生音樂節的組織方式值得一談。他指出以往在討論社會運動或青年團體,其中一個擔心是無組織的組織,另一個擔憂則是家父長制可能帶來的問題,但「共生在這兩個問題中取得平衡」。他表示共生從第一屆到第八屆都屬於無組織的組織,是個隨音樂節而存在的「任務型編組」,卻能夠維持每年重新組織再運作,「這本身就滿需要,不論是理念、人情組織,甚至是信念、信仰的驅動力」。

藍士博指出,共生前八屆的組織方式是無組織卻能持續運作,這本身就值得討論為何如此,而這樣的組織經驗能否複製。其次,既有的討論認為家父長制是個不太理想的組織運作方式,但共生音樂節卻能以這樣的方式持續進行,那麼家父長制是否如此不理想,這也值得討論。

藍士博將共生音樂節的前兩年視為一個階段,第三到五屆是另一個,第五到十屆又是一個階段,但他指出若從延續的觀點來看,「共生始終滿重視的是,團體裡人與人的關係與連結。」

他指出共生這十年來,已經不只是一個二二八的紀念活動,更凝聚了一個青年團隊。藍士博更透露,共生如今的發展並不是當初預期的,「我們在第五屆時的口號就已經是『見好就收』」。藍士博表示,「沒有一個活動是有它必然存在的裡由」,因此他們從來不給彼此壓力,仍舊會尋找共生音樂節下一屆的總召,但若是人力不足或是籌備成員沒興趣,「不要為了做而做,是共生之所以持續舉辦的核心關鍵。」

這次受訪的另一位對象、現任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秘書長的潘美是從第五屆開始參與,她表示群眾募資對一開始的她而言,比較像是額外的一筆經費,後續參與較多行政工作後,對群眾募資的看法才轉變為「不可或缺的項目」。

潘美和藍士博說明群眾募資占共生音樂節的經費比例,約莫在15-20%之間。藍士博補充群眾募資一開始對共生音樂節比較像是廣告效益,藉此創造更多的曝光度。

潘美表示早期的募資比較像是讓參與者兌換活動的周邊品,離群募想將有理念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想法較遠。自第九和十屆參與較多的行政工作後,他們試著將群眾的觀念更納入募資活動裡。另外,潘美也觀察到其他活動的募資方式也許有值得參考之處。她以自由路上藝術節為例,表示該活動的群募會隨著達成進度而解鎖新的企劃,「這也許是未來共生可以考慮的形式」。

對於工作人員的流動率,藍士博不諱言以共生而言滿高的,若一屆招募而來的成員有40位,過半數參與完一屆後就會離開。擔任幹部者則維持兩到三人,總召則在三到四年左右。「如果共生今天是一間公司,當然會希望人員能夠穩定,但今天的目的是議題推廣,人員穩定不必然就是好事。」

藍士博提及共生初期經常遭受到的兩個批評,一個是在尚未釐清真相之前,該如何共生,另一件事就是音樂節要做到多深。對於前者,藍士博表示,活動一開始站在軟性的道德至高點,為的是爭取最多數人的支持,「這可以說是一種活動的策略。」對於後者,藍士博表示,音樂節每一屆的展覽內容都是全新的,幾乎每一屆都是一個教材,「我們選擇的是,讓每一屆對於二二八事件都有自己的詮釋。我們想傳達的是,歷史是年輕人的,這段歷史必須由他們自己來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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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現任秘書長潘美,分享共生音樂節在不同縣市舉辦講座或小旅行的經驗。

2018年共生音樂節的總召徐祥弼受訪時曾指出,共生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同溫層」,亦即參加活動和群眾募資的人,大多集中在台北。潘美對此則回應,共生音樂節前後曾舉辦相關講座或小旅行,他們曾跨出台北到較近的基隆、金山、淡水,也曾在雲林、苗栗及新竹和在地團體合作。但她表示,離開北部之後,參與人數減少明顯可見,「舉辦這些活動的象徵意義比較高」。

藍士博表示,從二二八事件作歷史推廣為例,就涉及了各地方對事件的著重程度,以及青年組織的動能。「我們曾經嘗試過,但不是很成功,耗費的心力和時間成本都很大,因此就恢復到先以台北為主。」

藍士博表示,二二事件在各地的發展情形不同、紀念情況不同,關注這議題的群眾與力量不同,這都會影響到共生要跨出所謂的「同溫層」能否成功。他指出,以無組織的組織方式運作的共生,與其他縣市合作,在人力和時間成本可能就會銜接不上。「但共生累積了這麼多的材料,未來若是要在其他縣市舉辦活動,就會是很好的文本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