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父的真相》:正如亞當斯後來挖苦地說,華盛頓其實是「有史以來最會扮演總統的人」

《國父的真相》:正如亞當斯後來挖苦地說,華盛頓其實是「有史以來最會扮演總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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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國父走下神壇之後,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人,他們有時代的侷限,但這不妨礙他們的偉大。本書的目的是要讓讀者看到開國元勳真實的一面,洗盡他們被過分神化或過分詆毀的地方,了解他們對美國人來說到底有偉大。

文:高登.伍德(Gordon S. Wood)

結合共和制與君主制的大型實驗

要求華盛頓出任總統的壓力太大,終於使他讓步。他順理成章地拿到所有選舉人票,是美國史上唯一享有如此殊榮的總統。身為首任總統,他面對的環境是其他總統未遇過的,而全國也唯有他有辦法面對。美國人是在君主制度中茁壯的,從未經驗過一個不是國王的元首。華盛頓一方面必須滿足人民對父權領導的深刻渴望,一方面又要塑造由選舉產生的共和國總統典範。

一七八七年憲法所選出的元首,在美國史上並無前例,華盛頓沒有先例可供仿效。他不僅要證明和充實這個新的總統職務,還要團結全國,向全世界證明美國這個自治政府的偉大實驗是可行的。他在一個還在戰爭中的革命世界做到這些,沒有犧牲掉國家的共和制度,成就令人驚嘆,這是其他不論多偉大的總統都不能及的。

在一七八九年時,許多美國領導人認為一七八○年代的各州民主已太過氾濫,民主需要被約制,但又不能傷害共和主義原則。而這正是創立新憲法的背後原因之一。所有聯邦黨人(支持新憲法的人自稱)都認為民主需要被約制,新政府需要更大的權力。而在十八世紀的英美政治理論中,權力就意味著王權。根據十八世紀混合式或平衡式政府(balanced government)的傳統憲政概念,過多的民主就需要用王權來加以制衡。

但在一七八九年,聯邦黨人很清楚他們不能公開倡議政府中需要更多的王權。然而許多人私下都同意班傑明.洛希的看法,亦即新政府必須「結合王權的活力和貴族的穩定力量,來統合共和國中的各種自由。」

就連麥迪遜這麼堅持共和主義的人都認為,新的聯邦政府應該扮演英王在英帝國中那種超越政治的中立角色。

而其他聯邦黨人,例如漢彌爾頓,對革命後的民主過頭更感失望,希望在政體中加入更多的王權。事實上,雖然漢彌爾頓與許多知名聯邦黨人在一七九○年代都支持新憲法,但他們想建立一個更中央集權的財政軍事國家,最終能與歐洲那些強大君主制國家抗衡。但他們也很清楚,不論要怎樣把王權帶進美國,都必須將其置於共和制度中。正如有人所說,聯邦黨人真正想要的是另一個奧古斯都時代,只是他們從來不明言。

奧古斯都正是想把君主制帶進羅馬帝國,但同時又對共和制口頭敷衍。

如果要把王權帶進新政府,那麼權力的中心就是總統。正是因為這一點,總統這個職位才讓許多美國人深感疑慮。首席執政官(chief excutive)向來是傳統專制政體的源頭,而正如富蘭克林所指出,這種職位在美國自然會往君主制度傾斜。

美國人雖已習慣有議會,卻未有過一位獨立的總統。一位單一而強大的全國行政首長,會讓他們不由想起他們剛剛拋棄掉的國王。當詹姆斯.威爾遜在費城制憲大會提案說,行政權「應由單一個人組成」時,當場引起一陣不安的沉默。代表們都很清楚這個職位意味著什麼。約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抱怨說:「人民會認為我們太過傾向君主制。」埃德蒙.蘭道夫(Edmund Randolph)也警告說,創造出總統職位,「乃是向君主制的一大邁進」。

但制憲大會之所以無視這些警告,創造出一個這麼強大、這麼像國王的首席執政官一職,只因為大家都認為第一任總統必然會是華盛頓。

確實,在一七八九年那個時候,華盛頓是唯一夠莊重、夠有耐性、夠自制、夠有共和美名,足以擔當這個未曾試驗過、但可能大權在握的總統職務的人。有很多人,包括傑佛遜在內,都期待華盛頓能終身擔任總統,做一個由選舉產生的君王。

確實,如果我們不曉得當時的人是真的覺得美國有可能轉變為君主制,我們就不能理解一七九○年代發生的事。共和制度是未經試驗的新事物。當時全世界幾乎都實行君主制度,大部分人也習慣君主制度,而歷史也證明,大多數共和政體都會轉變成君主政體。

如同四階段社會發展理論所說,社會的自然演進似乎是從簡單的農業共和國發展到複雜的商業君主國(古羅馬的歷史是最明顯的例子)。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當時人在法國,他看到新憲法時並沒有特別害怕行政部門的權力。但他認為,「十八世紀的總統」將「在十九世紀被移植成國王」。維吉尼亞的喬治.梅森(George Mason)也認為,新政府註定會變成「選舉產生的君主制」。南卡羅萊納的羅林斯.朗茲(RawlinsLowndes)則認為,新政府和英國的體制很像,大家都預期「我們會從共和制轉為君主制」。

更令人混亂的是,就連副總統亞當斯都極為坦白,不顧政治正確的公開宣稱,美國是「君主共和制」或「共和君主制」。

華盛頓一開始的行為確實有君主的調調。例如,他在一七八九年春從維農山莊起程到首都紐約,整個過程就像國王出巡。一路上盡是禮砲和各種精心策劃的歡迎儀式。

凡他所到之處,眾人皆高呼「華盛頓萬歲」。耶魯大學學生還舉辦辯論,辯論由選舉產生的國王是否優於世襲君主,君主制的呼聲甚囂塵上。「你現在就是國王,只是名稱不同」,詹姆斯.麥克亨利(James McHenry)在一七八九年三月對華盛頓說,祝願總統「能長久而快樂地統治我們」。

有些人乾脆把華盛頓的就職儀式稱為「加冕」,這一點都不奇怪。由於太多人都認為,華盛頓會變成由選舉產生的君主,所以有些人對他沒有子嗣這件事還鬆了一口氣。

華盛頓有感於輿論對於走向君主制的焦慮,考慮過只當一年總統就退休,交棒給副總統亞當斯。他在就職演說初稿中指出,「上蒼並不樂見我的血脈或我的姓氏由我的直系後代傳承下去,儘管這是令人喜悅且誘惑的。」他說,他沒有「子嗣要傳承,也沒有要把家族建立在國家的毀滅之上。」麥迪遜說服他刪掉了這些句子,但華盛頓還是很想對人民表明,他完全沒有想當君主的野心。

他的態度恰好反映出,當時的美國確實可能走向君主制。

扮演總統的人

華盛頓對於他可能野心稱王的謠言相當敏感,以至於經常不知道該如何扮演總統的角色。他曉得新政府很脆弱,亟需建立威信,但他該模仿歐洲君主制到什麼地步才能取得威信呢?華盛頓很清楚,他的所作所為將為後世設下先例,遂向親近的友人尋求建議,包括副總統亞當斯和即將被任命為財政部長的漢彌爾頓。他應該多常公開露面?他應該讓人親近到什麼程度?他應該多常和國會議員餐敘?他應該舉辦國宴嗎?他適合和朋友私下吃飯嗎?他應該出巡美國一圈嗎?十八世紀美國人所知的國家慶典就是歐洲王室那種慶典。這種慶典適合用在這個年輕的共和國嗎?

漢彌爾頓認為,多數人民「已準備好行政首長的舉止會很高調」,而高調未必不好。他又說,「平等的理念還沒有普遍和強大到」不允許總統與其他部門保持適當距離的程度。漢彌爾頓還建議,總統應該盡量採取「歐洲朝廷」的做法。只有各部會部長、高階外交官和參議員才能接觸到總統。「閣下」(Your Excellency,漢彌爾頓這樣稱呼華盛頓)應該每週接見受邀來賓不超過一次,每次僅半小時。每年可以從事官式娛樂活動四次,但絕不接受任何人邀約。副總統亞當斯則勸華盛頓要展現總統的「威儀」。總統應該有許多管家、隨從參謀和禮官來職司總統儀節。

華盛頓知道他必須比邦聯會議的主席更與民眾保持距離。他說,他們把辦公室弄得太小,「到了輕蔑的程度」,「地位比一個管家都不如︙︙他們的餐桌好像是公共場所,每一個人都以為自己有權受邀上座。」他知道和人太親近,「就無法保持元首該有的威儀和尊崇。」

儘管他對典禮經常感到不自在,但華盛頓知道必須保持總統的「體面」,他在當上總統之後也不吝花錢這麼做。雖然他是被迫才接受兩萬五千美元的總統年薪(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但他每年光為晚宴買酒就要花將近兩千美元。在公開露面時,他坐的是裝飾華麗的四駕或六駕馬車,旁邊是四個盛裝的侍從,後面再跟著家人的馬車。

「當他出巡時,」一位英國旁觀者寫道,「真的非常有國王的樣子。」華盛頓在公開演說時,總是像國王似的以第三人稱來自稱。他有好幾十幅酷似歐洲君主的國家肖像。確實,這個新國家的大部分肖像都是在模仿君主的意象,即使是民間收藏品亦然。

華盛頓也許是個單純的共和主義者,內心深處只是個每晚九點半固定上床睡覺的鄉間紳士,但他很重視他所謂「元首該有的樣子」。他認同政府應該融入一些君主制的元素,他也樂意在某種程度上扮演共和國國王的角色。雖然他並不是真正的國王,但他確實像個國王。在他一生中,人們總是稱讚他天生「威儀」,稱讚他的「英明勇武和領袖風範」。但正如亞當斯後來挖苦地說,他其實是「有史以來最會扮演總統的人」。

有些聯邦黨人很在意新政府的孱弱不堪,比華盛頓更想提高新政府的威信和體面。

多數人都認為,採用某些王室的儀典最能達到效果,例如把華盛頓的誕辰提升為和七月四日同級的慶典。如同英國國王坐在王位上對國會講話,總統也對國會發表個人的就職演說。和英國上下兩院一樣,參眾兩院要負責舉辦總統的就職典禮,還要迎接總統從官邸前來國會。在其他許多方面,英國王室也是新共和政府仿效的對象。

參議院是美國政體中最接近英國上議院的機構,參議院投票通過聯邦政府的各項命令應以總統之名行之,正如英國政府的命令以英王之名行之。雖然眾議院不願照辦,但最高法院確認了參議院的決議。參議院也提出要仿效歐洲王室,把總統頭像放在美國所有硬幣上。

雖然這些聯邦黨人最終無法把總統頭像放在硬幣上,但他們確實把許多君主制元素加進新政府。他們制定了許多類似王室的繁文縟節,很快就被批評是「美式朝廷」。

他們為總統制定了類似歐洲君王的官樣藩籬。批評者說,因為這些藩籬,華盛頓「就像東方喇嘛一樣只能在國家大典時公開露面」。

如果總統要像個歐洲君主,那又該用什麼稱謂呢?在副總統亞當斯主持下,參議院在一七八九年為稱謂的問題辯論了一個月。他不能只被稱為「閣下」,因為各州州長也是這麼被稱呼。亞當斯說:「王家或至少公侯等級的頭銜對於維持總統的名望、權威和體面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像殿下(His Highness)或至善的殿下(His Most Benign Highness),才能(跟總統)匹配。」

在亞當斯倡議之下,參議院委員會最終決議的稱謂是「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殿下,自由的保護者」。當傑佛遜得知亞當斯的執著和參議院的決議後,他只能搖頭,不禁想起富蘭克林對亞當斯知名的評語:他一心為了國家好,永遠正直,有時候很有智慧,但有時候在某些事情上卻完全離譜。

但此事未必完全離譜,因為華盛頓一開始也傾向用「尊貴的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殿下,自由的保護者」。

但當華盛頓聽到輿論批評這種稱謂的君主制意味太濃之後,他馬上改變心意,很高興眾議院在麥迪遜領導下,把稱謂定為簡單的「總統先生」(Mr. President)。

然而要把新共和國君主化的流言蜚語還是讓許多美國人驚懼。君主制不只意味著一個單一的統治者,還意味著龐大的官僚體系、常備軍、由上而下的威權統治,以及種種從社會汲取人力財力以發動戰爭的機制。財政部長漢彌爾頓發行公債和成立美國銀行等財政方案,都是跟英國王室學來的。就像英王喬治三世的內閣部長們一樣,漢彌爾頓也用各種手段讓各方支持他和華盛頓的方案。但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這無異於將英國君主制的腐敗傳染到美國。

由於對君主制和君主制腐敗的焦慮是很真實的,所以在新憲法成立後的第一個十年中,美國的政治都不是日常一般的政治。整段期間都充滿了危機,幾乎要摧毀剛剛艱難成立的聯邦政府。新擴張出去的美利堅共和國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實驗,人人都曉得這一點。在現代史上,沒有一個共和國擴張版圖如此之大。由於所有理論和歷史都不看好這個共和實驗會成功,政治領袖們都擔心會有出乎意料的發展。就連華盛頓都在制憲大會中表示,新的聯邦政府恐怕撐不過二十年,一七九○年代的多數政治領袖也都對聯邦的存續沒什麼信心。

在這種害怕不安的環境下,政治就不是日常一般的政治。

一七九○年代出現的兩個政黨:聯邦黨(Federalists)和共和黨(Republicans),但這並不是現代意義的政黨,兩者的競爭也不是某些學者所稱,是有史以來第一個政黨競爭體系。當時沒有人認為政黨的崛起是件好事。事實上,一七九○年代的政治領袖都努力要遏止而不是建立政黨政治。

華盛頓、亞當斯及漢彌爾頓領導的聯邦黨並不自認是個政黨,而是認為自己才代表合法政府,只是被一些勾結法國革命派、意圖摧毀聯邦的人所圍攻。而傑佛遜和麥迪遜領導的共和黨也不自認是政黨,他們認為自己只是暫時性結盟,防止美國在聯邦黨領導下變成由英國支持的君主制國家。聯邦黨和共和黨互不信任,黨派成見非常深,漢彌爾頓和傑佛遜的劇烈衝突也絕非個人恩怨。一七九○年代是美國史上最激烈對立的十年,幾乎就要爆發一八六一年那種內戰。

是華盛頓把分裂的國家團結在一起。華盛頓把兩大對立黨派的領袖,漢彌爾頓和傑佛遜都請入內閣,用他的巨大威信和良好的判斷力來抑制恐懼、阻止陰謀、遏止對立,避免嚴重的暴力衝突。一七九四年,他巧妙地恩威並施,兵不血刃地壓制了賓州西部幾百名農民反叛的「威士忌暴亂」(Whiskey Rebellion)。儘管整個國家的黨派歧見非常深,他卻從未失去各黨派領袖的愛戴,這種愛戴使他得以在對立衝突的利益之間調和鼎鼐,維持均衡。

正是人們對華盛頓的信賴,才讓新政府得以存續。也正是華盛頓扮演的共和君主角色,才讓總統成為大權在握的職位。就連不喜歡華盛頓的英國觀察者也不得不承認,華盛頓擁有「身為政治家的兩大要件,他既能掩飾自己的情緒,也能體察他人的情緒。」

他永遠懂得如何施展權威。他帶領過軍隊,他在維農山莊管的人比他在聯邦新政府初期管的人還要多。他是個很有條理、精力旺盛的管理者。他經常和部會首長通信,並詳細留下紀錄。他雖然授予部會首長大權,但他會讓他們明白,他們都只是他的助手,只對他一個人負責。雖然他身邊有許多傑出的顧問,包括財政部長漢彌爾頓和國務卿傑佛遜,但他永遠會自己做決斷,確保整個政府只能有一個立場。

由於他缺乏他那些顧問們的才智和自信,他經常向他們請益,做決斷時緩慢而謹慎。但一旦他下定決心,他就非常果決。對於一些有爭議的決策,例如他同意漢彌爾頓設立美國銀行,或他在一七九三年宣布美國保持中立,他從來沒有動搖過。他填補人才讓行政部門有效率、負責任,讓總統一職成為新政府三權中的主導權力。

相關書摘 ►《國父的真相》推薦文:猶如進入希臘神話萬神殿,以生動有趣的方式認識美國國父與開國思想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國父的真相:建立美國政治典範的元勳,還原他們神壇下的真實面貌》,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高登.伍德(Gordon S. Wood)
譯者:梁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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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德在書中指出,美國不同於其他基於共同的語言、宗教或民族而建立的國家,美國的立國根基其實是共同的政治信念、是憲法中的精神。因此,美國人需要不斷回頭去肯認這些締造憲法者的價值理念、省思這些「國父們」的原初意旨,進而去叩問這兩百多年的民主實驗,究竟會帶領美國人共存共榮、還是走向分崩離析。而對於非美國人來說,如果我們不了解美國的國父,自然也就無法了解美國過去的歷史變遷,以及美國當代的政治運作,諸如兩黨政治、大小政府等諸多議題。認識美國國父是認識美國一把重要的鑰匙。

  • 走下神壇的國父,還原他們的真實面貌

由於國父對美國人是如此重要,景仰他們的人會稱他們是「時代的巨人」、「智慧和政治能力無後人可及」。但也有人認為,開國元勳被過度神化,他們也會讓媒體噤聲、操控選票、為私利劃分選區,現代人會做的各種骯髒政治伎倆,他們一樣都沒有少。更有些修正派或自由派歷史學者,批評國父們「沒有解放黑奴」、「沒有保證女性政治平等」、「沒有賦予印第安人公民資格」、「沒有建立可以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認為他們是在打民主假球,他們是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或菁英主義者。

但作者伍德認為這樣的批評並不公允,他認為「國父們」仍是特定環境或特定時代的產物,他們有超出當代之處,但也受到十八世紀的價值理念的限制。他們當然應該接受批判,但我們卻不宜用超然、後見的道德立場去指責前人的不足。專業的史家應該回到時代脈絡下去解釋諸多問題。

國父走下神壇之後,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人,他們有時代的侷限,但這不妨礙他們的偉大。本書的目的是要讓讀者看到開國元勳真實的一面,洗盡他們被過分神化或過分詆毀的地方,了解他們對美國人來說到底有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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