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坎城電影製造工作坊總導師趙德胤:「批判」不是故意批評別人,而是質疑看似理所當然的事

【專訪】坎城電影製造工作坊總導師趙德胤:「批判」不是故意批評別人,而是質疑看似理所當然的事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談及自己這次在La Fabrique的任務,趙德胤謙虛地說這些學員每一個都比他還優秀,「我只是跟他們說說話,喝杯飲料。」但事實上這背後隱含了龐大的準備工作。

文:謝以萱

2022年坎城影展和市場展於疫情後首度恢復實體舉辦,相關的產業活動也蓬勃展開。緬甸/台灣導演趙德胤今年受邀法國文化協會(Institut français)主辦的「La Fabrique Cinéma 電影製造工作坊」(下稱La Fabrique)擔任總導師。

該工作坊創立於2009年,至今已舉辦逾十年,每一年選入十件正在發展中的電影長片創作提案,聚焦在所謂來自「全球南方」的新銳創作者,邀請產業的頂尖人士於坎城影展期間集聚一堂,舉辦大師講座、一對一諮詢,提供內容開發、提案籌資等專業建議。

一方面透過此交流方式激盪創作的火花,實質上也帶出投資、發行、影展資源等資源整合,協助正在發展首部或第二部長片計畫的新銳創作者們與世界電影產業連結的機會。截至目前為止,該工作坊已與超過120個長片計劃案合作,其中並有50個案子已完成拍攝,於世界電影的推動可謂成果斐然。

La_Fabrique_Cinema_2022_Group_Photo_Cred
Photo Credit: INSTITUT FRANÇAIS
本屆電影製造工作坊

作品曾獲坎城、柏林、威尼斯等國際影展肯定的導演趙德胤,曾經是La Fabrique的學員之一,他2012年以《再見瓦城》(The Road to Mandalay)一案入選,當時的計劃案名稱仍是:「Lian-Qing, A Burmese Girl」,那一年帶領他們的導師是巴勒斯坦導演伊利亞・蘇萊曼(Elia Suleiman)。

雖然《再見瓦城》最後花了四年多的時間籌資與製作,於2016年完成,從本來是趙德胤的第二部長片計畫到後來成了第五部作品,但參與La Fabrique的經驗,提供他從電影世界的核心來認識法國這一文化大國是如何看待電影作為感性藝術的同時,又相當理性地從產業面來推動創作。

「法國人是相當會做networking的。」從學員到導師,趙德胤藉由身份的轉換和這幾年與國際產業工作的經驗,對La Fabrique的運作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參與坎城影展期間,法國文化協會特地安排主席Eva Nguyen Binh與趙德胤一起看電影,看完電影隔天便又約了早餐會,與會者除了趙德胤以外,還有相關部門的決策者、其他創作者等,「法國人的networking不是要聊你在做什麼,而是想聽聽你做為一位來自其他國家的創作者對於自身文化的個人觀點;他們想更加了解不同文化的人,如此對他者文化的誤解就會少一些。」趙德胤分享道,「法國人常說:『我們發明了電影,但是我們很想看法國人以外的人如何詮釋我們發明的東西。』他們是這樣想事情的。」

在言談過程中,趙德胤看待事物的方式時常從結構性的、系統性的方式剖析,強調如何感性創作的同時,又能夠理性務實的思考,這是趙德胤與其他許多同輩創作者相當不同的地方。

Eva_Nguyen_Binh,_Midi_Z_Photo_Credit_INS
Photo Credit: INSTITUT FRANÇAIS
左起:Eva Nguyen Binh、趙德胤

從入選的提案內容、創作者的學經歷背景,到後續法國文化協會對工作坊的操作策略,趙德胤細細剖析他的觀察,「雖然申請門檻不高,拍過短片者都可以申請,繳交故事大綱、劇本、導演treatment,但是你會發現入選的創作者都非泛泛之輩,幾乎每一個都已在國際重要的影展展露頭角了。」

工作坊期間,入選的學員每天都會被安排大量的會議,和產業內各領域的專業者碰面,包括製片、發行商、投資者、策展人、影評人等;不僅如此,早在坎城影展正式開始前,法國文化協會就會將這十個案子的相關資料寄給國際上數千個專業工作者,資料內容包括預先錄製好的五分鐘提案影片和兩頁的文件:半頁是劇情大綱,導演介紹,其他則是案子的拍攝時程規劃、預算等製作規劃。

這兩份資料會成為潛在的投資者、合作對象接觸這些創作者的基礎,也是趙德胤認識這些導演們的起點。除此之外,趙德胤也會收到入選案子的劇本,「我在工作坊前花了至少四十天在閱讀這些劇本。」這是最花費心力的部分,每一個劇本都多達百頁,「我會針對這些資料提供學員們建議,不僅僅是從藝術手法去談我從他們的劇本看到什麼樣的潛力與問題,還有非常實務層面的,幫助他們如何理性地——從財務規劃、從製作面去表述他們的提案。我以同時作為導演,又是製片的身份與他們交流。」

談及自己這次在La Fabrique的任務,趙德胤謙虛地說這些學員每一個都比他還優秀,「我只是跟他們說說話,喝杯飲料。」但事實上這背後隱含了龐大的準備工作。

「首先,我讓學員們對自己有自信,第二則是讓他們具體知道自己的優勢與可以再改進的地方,以及如果是我我會如何做。特別是調整劇本的書寫,因為創作者得靠劇本才能找到錢,至少劇本要能突顯出導演的潛質與特色,籌資才能比較順利。」工作坊期間,趙德胤除了分別和入選的十組創作者一對一碰面聊案子以外,也主講一場大師講座。

趙德胤細數今年入選令他印象深刻的案子有:已經拍了多部短片,新作《Lori》亦入選今年坎城影展短片競賽的尼泊爾導演阿比納什・比克朗・沙阿(Abinash Bikram Shah),他的案子以尼泊爾農村的跨性別社群為主角;來自巴基斯坦的導演西瑪布・古爾(Seemab Gul),以短片《Sandstorm》入圍包含威尼斯影展短片競賽在內的多個國際獎項,這次的案子持續勾勒父權社會中的女性人物,以相當現代、浪漫的方式講述一個悲傷的故事。


猜你喜歡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02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FireShot_Capture_3744_-_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
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shutterstock_1931787956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廣告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