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親美、反美路線之爭(上):以陳友仁為代表的「民族派」,可說是洪秀柱路線的祖師爺

國民黨親美、反美路線之爭(上):以陳友仁為代表的「民族派」,可說是洪秀柱路線的祖師爺
跟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同台的洪秀柱|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以朱立倫為代表的黨中央是「親美派」,那麼以洪秀柱為代表的底層深藍群眾就是黨內的「反美派」。或許「反美派」不願意以「反美」甚至於「親共」自居,那麼用「民族主義派」可能更為恰當。

這次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訪問美國,強調要撕掉中國國民黨「親中反美」的標籤,強調中國國民黨自創黨以來就親美政黨,貫徹自由民主價值並且反對共產主義制度。對中國國民黨而言,從來就沒有「親中」這個問題存在,因為國民黨自認為中國的政黨,而中國國民黨定義下的中國又毫無疑問的是當前中央政府所在地位於台北的中華民國。

所謂的「親」,只有可能「親」的是外國或者外部勢力,國民黨在理念上並不把中國視為外國,如何去「親」?面對海峽對岸,只能夠用親「陸」,即親近中國大陸或者親「共」來稱呼之。

當前絕大多數的中國國民黨員並沒有入籍或者定居大陸,中國國民黨也不可能在大陸地區扮演執政黨或在野黨的角色,故黨員可以台澎金馬地區民眾的身份,出於歷史、文化、血緣或者鄉土等原因親近大陸。

親「陸」與親「共」的重疊性看似很高,卻不盡然等同於彼此,因為所謂的親「共」是指進一步在政治制度上,認同今天統治大陸的中國共產黨。親「陸」者當中,有不少人未必認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比起國民黨或民進黨對台澎金馬地區的統治更具備優越性。甚至還有不少親「陸」人士,反而可能因為對大陸故土的熱愛而更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兩者其實還是有所區別的。

至於所謂的親「共」,背後代表的也有不同的意義,有從意識形態上認可共產主義的左派,也有從民族主義上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經濟以及科技成就等等。朱立倫講的沒有錯,中國國民黨自1927年4月12日「清黨」以來,歷代的統治階層都是親美的,可親美並不代表一定反共。至少從李登輝時代開始,國民黨就不再把中國共產黨視為叛亂團體,而是另外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自從兩岸在1990年代展開對話以來,尤其是2005年連戰訪問中國大陸以來,中國國民黨在以「沒有共識的共識」與中國共產黨擱置「誰代表中國」的情況下,也確實出現了一批親共的代表人物。所以在朱立倫訪問美國的同時,我們還看到洪秀柱以前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在北京做出為了推動兩岸統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發言。

兩條外交路線之爭

從去年洪秀柱發賀電祝福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這點來看,她當之無愧是國民黨內親共勢力的代表。而且在北京的活動上,洪秀柱不只表態力挺統一,還公然強調「統一不容外力指手畫腳,不讓霸權主義挑撥離間」。從洪秀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個議題上不認為俄羅斯是侵略者來看,這裡她提到的所謂「外力」與「霸權主義」指的只有可能是美國。

所以如果以朱立倫為代表的黨中央是「親美派」,那麼以洪秀柱為代表的底層深藍群眾就是黨內的「反美派」。或許「反美派」不願意以「反美」甚至於「親共」自居,那麼用「民族主義派」可能更為恰當。

回顧國民黨的歷史,其實一直都存在著「親美派」與「民族派」的路線之爭。朱立倫沒有錯,國民黨的創黨人孫中山先生確實深受美國影響,也試圖以美國為藍本來打造他心目中的共和國。

可惜的是美國起初沒看上孫中山與他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而是選擇承認北京的北洋政府,導致孫中山只能推動「聯俄容共」政策,依賴蘇聯的支持求生存。北洋政府的外交路線,在先後擔任外交總長、國務院總理以及大總統的外交家顧維鈞的領導下,主張運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強權衰弱的時機,透過和平交涉手段來與列強簽署平等新約,取代過往滿清簽署的不平等條約。

廣州的國民政府則受到列寧(Vladimir Lenin)「反帝國主義」論影響,主張透過暴力革命為手段來將列強驅逐出中國,堅持此一路線者為出生中南美洲英國殖民地千里達的律師陳友仁。陳友仁成長於一個全英語的環境中,當他到廣州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時候,據說是連中文都不太會的。不過也因為生長在殖民地,他對華人與千里達居民遭受白人不公平對待的處境有更深刻的印象。

所以陳友仁比一般的中國國民黨人有更深刻的「反帝」情緒,對聯俄容共政策的支持更是強烈到超過孫中山先生本人。1927年1月,他利用北伐軍收復武漢的機會,在劉少奇、項英以及李立三等共產黨員配合下強行從英國手中收回漢口與九江的租界。他期待伴隨著北洋政府垮台與國民政府成立,中國人能以更為迅速與激進的手段收回所有的租界以及治外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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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國名人錄 第三版,上海密勒氏評論報 @ public domain
國民黨「反美」路線的代表陳友仁

顧維鈞路線的勝利

受到漢口與九江租借收復的刺激,北伐軍內的中共勢力變得益發激進,又把目標對準了南京內的外國人社群。1927年3月24日,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第6軍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兩位共黨的煽動下,北伐軍向南京的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法國人以及義大利人發起攻擊,還打死了金陵大學的美籍副校長文懷恩(John Elias Williams)。

文懷恩或許是歷史上第一個死在國民黨手裡的美國人,而駐紮南京的英美軍艦也以向北伐軍開火來回應李富春與林伯渠的暴走。此刻在武漢成立的國民政府早已為陳友仁等「民族派」所把持,他們對北伐軍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與英美盟軍武力對抗樂觀其成,倒是真正掌握軍權的蔣介石認為蘇聯和中共才是中華民國真正的威脅所在。

於是在拿下上海後,蔣介石斷然實施清黨,將北伐軍內的共產黨人與左派份子予以撲殺。可蔣介石手中掌握的只有軍權沒有黨權,因此以汪精衛還有陳友仁為代表的「民族派」仍打著聯俄容共的旗號,領導著武漢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是為「寧漢分裂」。不過到了1927年7月,就連汪精衛也洞察到蘇聯的威脅,於是跟著下令「分共」。

陳友仁是極少數沒有追隨汪精衛「分共」,堅決主張延續國共合作路線的武漢國民政府要員,因此他想要不被蔣介石或者其他軍事強人殺害的唯一後路就是流亡蘇聯。如同電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所演,對蔣介石清黨歡呼最大聲的就是上海租界裡的英國人和美國人。事後蔣介石也就「南京事件」向英美日法義道歉,爭取與西方國家還有日本和解,共同對抗蘇聯這個頭號敵人。

從陳友仁的角度來看,蔣介石對革命外交最大的背叛可能還不是清黨,或者是慫恿東北軍在1929年收回中東鐵路經營權,引爆了中華民國與蘇聯之間武裝衝突的「中東路事件」,而是他在張學良建議下撤銷了對顧維鈞的通緝。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更是成為國民政府外交路線的靈魂人物,此為國民黨親美外交的真實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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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Unknown @Wiki CC BY SA 3.0
顧維鈞

陳友仁失敗的抵抗

顧維鈞路線的復活,其實就是北洋政府外交路線的復活,看在陳友仁眼中絕對是100%的反動路線。陳友仁也就此成為蔣介石的敵人,1931年5月汪精衛與孫科等人與蔣介石對抗,於廣州另外成立國民政府,人在蘇聯的陳友仁立即回國出任廣州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除爭取蘇聯支持外,陳友仁還積極與日本方面接觸,尋求中日合作實現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

顯見以陳友仁為代表的國民黨「民族派」,確實是以英美等西方國家為頭號大敵,他們或許沒有中共那般把莫斯科視為「精神祖國」,但是只要能夠將英美勢力從亞洲驅逐,無論是蘇聯還是日本都是可以合作的對象。然而「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日本取代了英美成為中國年輕世代知識份子最痛恨的外國,都讓陳友仁無法將自己「反帝」優先的主張貫徹到底。

最終廣州國民政府為了團結禦侮,又與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和解,讓陳友仁不得不尋求新的反抗機會。1933年,粵系部隊第19路軍在福州造反,成立同時接受中共與日本支持的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陳友仁又自動請纓出任外交部長職務。結果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得人心,成立不到4個月就遭效忠蔣介石的中央軍推翻,導致再度被通緝的陳友仁只能流亡海外。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人在香港的陳友仁被日軍「請」回了他昔日同志汪精衛統治下的上海。此刻國民政府再度分裂為蔣介石領導的重慶政府與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前者在顧維鈞帶領下繼續推動聯合英美疏遠日本、蘇聯的親西方路線,後者則致力於與日本合作打造一個沒有英美勢力的「大東亞共榮圈」。相比較起來,顯然後者是對陳友仁更具吸引力的。

陳友仁到1944年去世以前都不曾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擔任官職,不過隨他一起回上海的秘書,具備中共黨員身份的章克卻出任了汪精衛政權的宣傳部次長。章克身為宋慶齡與陳友仁的手下愛將,是奉潘漢年的命令擔任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次長的,顯見中共方面也做足了日本可能打贏「大東亞戰爭」的準備,隨時加入汪精衛政權成為「勝利」的一方。

1927年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
Photo Credit: Ibekolu @ public domain
1927年宋慶齡陳友仁在莫斯科

分道揚鑣的兩股勢力

伴隨著陳友仁去世、日本戰敗還有重慶國民政府的班師回朝,「民族派」徹底成為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蔣介石的親美路線不只迎來了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還讓中華民國成為與美國、英國、蘇聯平起平坐的世界四強,仿佛沒有任何人比他更能夠帶領中華民族揚眉吐氣。不過接踵而來的國共內戰,很快證明了這個「四強」不過只是虛有其表。

國軍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讓宋慶齡、李濟深以及馮玉祥等往日陳友仁的老同志們成為中共拉攏的對象,他們也做好了與蔣介石分道揚鑣的決定。1948年1月1日,以孫中山正統自居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簡稱為「民革」。美國為了確保中共上台後不「一面倒」向蘇聯,曾試圖遊說「民革」影響中共走出一條不親美也不親蘇的「中間道路」。

想不到「民革」主席李濟深很有「骨氣」,當即拒絕了美方的提案,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向莫斯科「一面倒」,將陳友仁「反帝」的革命外交精神延續了下來。相信如果陳友仁到1948年還活著,加入「民革」的可能性相當之大。到了1950年韓戰爆發,毛澤東派出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更是與聯合國軍打出了一個平手,進一步實踐陳友仁的遺願。

只是到了後來隨著反右派運動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民革」元老們難免如同其他「民主黨派」一樣遭到整肅。「民革」經歷過此一浩劫,自然對中共外交路線更是順從,不敢有任何造次。當北京當中央要抗美援朝的時候,他們只能跟著高唱「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來高聲呼應。當鄧小平宣佈改革開放並引入美資的時候,他們又跟著高唱「發展是硬道理」。

時至今日「民革」仍是中共的橡皮圖章,別說無法扮演一個稱職在野黨的角色,就連自身理念是什麼都不清不楚,甚至連青天白日黨旗都不敢打出來。值得注意的是,以洪秀柱為代表的台灣深藍「民族派」,雖然到大陸發言的內容基本上與「民革」沒有兩樣,可他們在心態上同樣瞧不起「民革」,更不希望被兩岸人民貼上台灣版「民革」的標籤。

  • 國民黨親美、反美路線之爭(下):「聯俄容共」與「大亞洲主義」是深藍最真實的政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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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