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親美、反美路線之爭(下):「聯俄容共」與「大亞洲主義」是深藍最真實的政治信念

國民黨親美、反美路線之爭(下):「聯俄容共」與「大亞洲主義」是深藍最真實的政治信念
參與反美國萊豬進口遊行的深藍群眾|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深藍族群在俄烏戰爭後,一面倒支持俄羅斯的情況來看,陳友仁「聯俄容共」的外交路線似乎已全面為「民族派」所接受。就連安倍晉三也因為不配合聲討俄羅斯而獲得深藍讚揚,可見「聯俄容共」搭配「大亞洲主義」是「民族派」最真實的政治信念。

捍衛自由中國的外交大師

反觀比陳友仁小10歲的顧維鈞,親美的態度完全反應在他1948年10月一段與財政部長王雲五的對話中:

我重申在中國面臨共產黨進攻的嚴重關頭,不必擔心美國干涉或侵犯中國主權的問題。我們應該擔心的倒是美國不願與我們通力合作,唯恐捲入我們的反共鬥爭。不必擔心美國的帝國主義,因為共產黨的叛亂被鎮壓下去以後美國將非常急於撤退它的人員。

顧維鈞不曾參加過中國國民黨,但是當美方對蔣介石提出質疑時,他仍大力替蔣介石辯護,指出只有蔣介石能領導中華民國與美國合作遏阻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顯見顧維鈞能夠在中華民國外交部裡坐穩位置,絕對不是偶然的。與身為黨國元老的陳友仁不同,顧維鈞從來沒有擔任過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就算是跟著中華民國到台灣以後都不例外。

但是在50年代那個中華民國最需要美國的節骨眼上,擔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顧維鈞發揮了更不可取代的關鍵作用。他與外交部長葉公超、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分進合擊,爭取到日本以台灣的中華民國為中國代表簽署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和平條約,接著又在第一次台海危機爆發之際落實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的締結。

因為有顧維鈞等人的努力,台灣被納入美國的協防體系之內,確保了台海25年的穩定。儘管顧維鈞沒有入過中國國民黨,他在從海牙國際法院的職務上退休後也立即搬到美國定居,遠離兩岸的一切是非,但是在那個「黨國一體」的年代,國家的政策基本上就是黨的政策。蔣介石父子領導的中華民國親美,中國國民黨自然也是跟著親美。

只是中國國民黨終究還是與中國共產黨不一樣,《中華民國憲法》終究還是於1947年在南京通過了,蔣氏父子的威權統治只是為了因應共黨叛亂的權宜之計。等到戒嚴與動員戡亂結束後,中華民國終究還是要還政於民的。包括外交部在內等中華民國政府的組織與機構,勢必將會在政黨輪替後由新的執政黨接收,此一局勢的發展激化了解嚴後國民黨內部兩股勢力的路線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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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洪秀柱2021年與中國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會談|Photo Credit: 中央社
第4屆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23日在杭州舉辦,中國大陸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右)和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左)在論壇前會見。 中央社記者沈朋達杭州攝 110年7月23日

當白色恐怖不再「恐怖」

另外一方面,1949年追隨政府來台灣的外省人或者台灣本省籍的知識份子當中,仍不缺乏主張國共合作,共同對抗西方列強的「民族派」存在。然而這類「民族派」往往因為不夠「左」的關係,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成為被整肅的「反革命」。到了台灣,他們也可能因為與中共「和平共存」的民族情懷而被當局視之為「匪諜」看待。

比如洪秀柱的父親洪子瑜,就因涉入台糖總經理沈鎮南的資匪案被強制接受了三年三個月的感化教育,從這個案例不難看出白色恐怖時代被壓抑的統派其實是一點都不少於獨派。許多「民族派」為了生存,甚至還必須要表現的比其他黨員更加反對中國共產黨,比如曾經追隨陳友仁、李濟深搞閩變的前立法委員胡秋原,還在70年代被派往美國主持反共愛國會議。

整體而言,他們仍舊是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尤其是反對美國的「民族派」。1970年的釣魚台事件、1971年的退出聯合國、1972年的中日斷交還有1979年的中美斷交給了他們公然發表排外言論的空間。只是為了在蔣氏父子統治下求生存,發表這些言論前他們都必須要先嚴厲批判中共與蘇聯,確保當局知道自己追隨反共抗俄政策後,才敢把目標對準美國和日本。

一面擁護政府,一面又批評背後支持政府的美國,確實讓不少「民族派」一天比一天還要精神分裂。於是有些人乾脆直接脫離國民黨,投身黨外運動成為所謂黨外「統派」。進入80年代以後,台灣政治氛圍變得更加開放,部份黨外「統派」更是直接衝到街頭上與國民黨對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民進黨的創黨元老林正杰。

不過還是有不少「民族派」,如胡秋原一樣留在黨內為國民黨留下陳友仁路線的火種。他們大多相信「聯俄容共」或者「大亞洲主義」才是孫中山先生真實的路線主張,只不過是黨的正統被蔣介石靠武力給「篡奪」了過去。等有天中共擺脫極左的階級鬥爭路線,回歸陳友仁路線的國民黨勢必能回到中國大陸實現所謂的「第三次國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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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許劍虹

被民進黨「搶」走的顧維鈞路線

如前面所言,顧維鈞可以稱得上是台灣當代的外交之父,他所制定的親美政策在解嚴後隨著政黨輪替開始同時為國民黨還有民進黨所繼承。在調查局與中研院等原本依附中國國民黨的機構都跟著「國家化」的情況下,延續自北洋政府甚至於清朝的外交部,自然在2000年陳水扁上台執政後不再是「只屬於」中國國民黨。

然而顧維鈞從1931年起就制定的親美外交路線,並沒有跟著民進黨上台而有任何變化,相反的是過去在野時期還有一點反美的民進黨,在執政後發現如果要確保台灣實質獨立於中共統治之外,不靠與美國的合作是不行的。民進黨不只放棄了讓美國不安的法理台獨政策,而且還在軍購議題上大幅強化對美國的依賴。

過去經由中華民國外交體系培育出來的對美外交人才,不再只是替延續國民黨的執政服務,而是要替整個中華民國的對美外交服務。當然隨著政黨輪替,國家的資源也會跟著流入民進黨手中,必然會有一些過去為了利益效忠「舊黨國」的外交人才轉而投效「新黨國」。這自然讓思維停留在黨國一體化時代的深藍族群看不下去,思想更加向「民族派」靠攏。

既然民進黨操作「去中國化」,那麼讓台灣「再中國化」就成為了「民族派」認為國民黨應該彰顯自己與民進黨不一樣的地方,而反抗美國對兩岸事務的介入乃至於反對美國對台灣軍售,就成為了他們認為推動「再中國化」的不二法門。而隨著中共的軍事、經濟以及科技實力在改革開放後不斷提升,他們更加認為過去反共的理由已經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