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誰有？翻印必究？》導讀：中國盜版是結構性問題，移植自西方的版權觀念百年後仍難生根

文：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導讀】版權是政治、經濟體制的一部分

盜版書籍在中文世界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網際網路興起之後，這個問題變得尤其嚴重。有許多營利與非營利網站提供書籍下載的服務，讀者只要花一點錢，賣家立刻將PDF檔案傳到郵箱。有些網站甚至打著「解放知識」、「啟蒙大眾」、為「無產階級」提供「自由發展」的美名，而傳播知識。我的幾本書也有幸名列其中，一方面感到榮幸，另一方面也十分無奈。

二○一六年我的《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在台北出版之後，大陸著名的某網站立刻有好幾個賣家提供低價平裝本的盜版書，我曾向出版社反映，然而他們卻束手無策。有一次我去大陸演講，有一位讀者拿了一本盜版書請我簽名，他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不恰當的。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對作者的尊重還是侮辱。

無疑地，在中文世界要建立尊嚴版權與作者的智慧財產權，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中國人還不完全理解從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開始提倡的一個觀念，透過版權、專利制度來獎勵人才，與人們的腦力勞動，是建立文明國家，促成永續發展的一個關鍵。

這不但涉及以合理的商業秩序來保障個人權利，也與國際政治密切相關。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之一，即為雙方有關書籍、影片及音樂產品的版權爭議。當然它是多因果的歷程，也涉及中美世界強權之爭，以及文化上分歧，例如強調道德必要性狹窄定義而尊重個人、個性與市場的西方主流（個人主義與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資本主義），與強調道德必要性的寬廣定義而主張群己並重、重視「公共利益」的中國主流（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爭。

無論如何，美方認為中國盜版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深入地方經濟與社會，要徹底解決並不容易。主要的原因是「盜版的製造者與使用人不認為有違法意識」。這顯示百年來移植自西方的版權觀念尚未生根。這樣的情況是怎樣產生的？

王飛仙博士的這一本書，為中國版權問題的前世與今生提供了一個很清楚的說明，也點出問題的癥結是中西政治體制與思想觀念的雙重矛盾。她從歷史的角度首先闡明了版權觀念如何從西方傳到日本，再從日本引進中國。以往對此課題的研究多注意法律史的面向，本書作者另闢蹊徑，注意到觀念的引介，以及這個觀念在具體生活上的實踐。亦即「現代中國知識經濟實踐運作方式」為何：作品如何誕生、書籍如何印製（包括盜版）、如何流通與被消費、作者如何談報酬、出版商如何應對盜版、國家如何介入或不介入。

這是近年來處理「文化轉譯」很重要的趨勢。例如， 劉禾的《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一九○○—一九三七）》以及張寧的《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等書都採取此一方法，關注西方觀念或事務在中國脈絡下的具體實踐。這些活動的共同點都是從開始時「模糊不清」、「暗中模索」到逐漸明朗，卻又常常峰迴路轉、迂迴曲折，並與自身傳統藕斷絲連。

版權概念進入時中國也是如此，作者從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個案開始她的故事。一八九九年汪康年想要向林琴南、魏瀚洽購《巴黎茶花女遺事》的版權，林無意接受、魏則同意出售。不過他所了解的版權與版稅，不是他們兩人智慧創作的報酬，而是「印刷的木刻雕版」。即使當時汪康年將採西方的活字印刷，而不用雕版，但對創作者來說，版權的定義是指有形的木刻雕版，而非無形的思想創造。

這個例子生動地告訴我們西方觀念移至中國社會的難度，涉及到中國人了解西方「權利」（right）觀念的困難。這個觀念是西方現代自由民主憲政國家的核心理念，對大清帝國子民而言，要認識這個與生活經驗無關的理念的確不易。（參見筆者《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一書的分析。）

嚴復是少數認識這個問題的思想先驅。他在翻譯「right」時本擬譯為「天直」或「民直」，可惜這兩個譯名未被接受，人們認可的譯語是來自日本的「權利」。嚴復認為right一詞是正面的，而中文的「權」與「利」都有負面意涵，認為這是「以霸譯王」，不過也只好接受。

版權觀念是權利觀念的一部分，書中仔細地分析了近代中國四種的「版權實踐」（有形製造手段的所有權、無形腦力勞動的財產權、作者或書商向國家申請的特權、國家在書籍審定後授予的許可）。近代中國版權觀念的建立，嚴復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書第三章很詳細地描述此一過程。作者指出嚴復也不是一開始就有清楚的理解，而是且戰且走。他在《天演論》出版之後，暴得大名，也飽嚐盜印之苦。

他在翻譯出版的過程之中，慢慢與出版商折衝協調，在多方嘗試與改進之後才找到一條路。此舉促成中國版權觀念的重要轉折，開始將版權視為無形的財產，可以在作者與書商間進行轉讓，而且以稿費、定額版稅等來確保出版之後的利益。這種知識經濟生活的改變，促成為盈利而工作的譯者的行業。經過多方嘗試，嚴復在一九○三年開始與商務印書館所擬定的版權合約，成為近代歷史上第一個由作者與出版商同享互利的一個約定，嚴復過世之後此約又由家人繼承。作者指出嚴復與商務印書館所發展出的可行制度，成為計算版稅的標準流程，這在中國智慧財產權史上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