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誰有?翻印必究?》導讀:中國盜版是結構性問題,移植自西方的版權觀念百年後仍難生根

《版權誰有?翻印必究?》導讀:中國盜版是結構性問題,移植自西方的版權觀念百年後仍難生根
嚴復在天津的雕像。Photo Credit: Fanghong CC By SA 3.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者試圖從知識體系、文化產業結構、政治法律權威等不同面向探討中國近代的版權發展脈絡,引領讀者深思在這趟影響東亞內部的跨文化交流與知識概念的全球史之旅中,對中國的書籍出版產業帶來甚麼樣的撼動與影響!

然而很可惜的是,嚴復模式並沒有經由法治化而成為定則。從第四到第七章,作者則嘗試將盜版問題放在具體的法律、政治背景來說明「打擊盜版」、「保護版權」在制度化過程之中的努力與失敗。第四章說明官方將思想內容(尤其是教科書中有無不當內容)與版權保護相結合。他們關心的主要不是著作的「權利」,而是出版所影響的政治的控制與社會的穩固。第五章描述在中央政府及法律無力或無心保護版權之際,上海書商如何建立和執行自己的民間版權規範。他們甚至建立中國第一支反盜版私人警隊,試圖將這套版權制度擴展到全國,然而他們的努力也難以伸展。

作者強調盜版涉及經濟利益、思想自由與國家控制的角力。從帝制到民國乃至共產中國,國家以思想、文化的唯一權威自居,出版的使命在政治動員與思想控制,來為「革命」服務,因此必須加以嚴密控制,查緝妨礙風化與政治顛覆的出版品。至於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共,在「打天下」的過程中,為了顛覆舊政權與啟蒙根據地的人民,地方上的新華書店往往「隨便翻印任何拿得到的書」,游擊式地翻印各種鼓動革命的書刊。

一九四九年共產革命成功之後,中共成為主政者,立場改變。文化市場受到國家強力控制,政府政策扼殺了企業自主權。在「新中國」,書籍的生產分配納入了國家機器的控制,出版者能夠和國家、法律周旋的空間,隨著時間流逝日益萎縮。出版不是為了牟利,而是具有嚴肅的政治使命,是「為人民服務」。在共和國初期,中共也曾取締盜版,然而取締的原因是擔心那些未經授權的共產主義書籍之中錯字太多或內容謬誤,威脅到中共對意識形態的壟斷,並能確保讀者收到正確版本的共產思想。

在第七章之中,作者以春明書店的個案,一方面看到一九四九年前後歷史的連續性,另一方面看到中共為全面控制文化經濟而促成一個結構性的轉變。事情起因是上海光明書店控告春明書店盜版了他的暢銷書《各國革命史》,此外春明書店還盜版了另外幾本書。結果他們不但賠償損失,還被要求自我批判,承認要摒棄市場導向的經營模式,把自己從商品製造者改造成提供人民「精神食糧」的真誠生產者。一九五六年春明出版社被併入國營的上海文化出版社,然而國營化並未完全解決盜版問題,黨國組織內部仍然為了傳播的便利或啟蒙而盜版。

這本書所講的故事主要到一九五○年代國家對作者與出版業的改造。第一個五年計畫(一九五三—一九五七)期間實施的新稿酬制度,主要目的是為提供中國作家更優厚、更公平的待遇,同時共產國家也試圖把作家變成集體計畫經濟下的工人(他們的收入和普通工人相當),因為「共產主義作家,不會為錢寫作」。在出版業方面,「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民營出版商的資產、機器、剩餘書冊和「版權」在政府指示下重新分配,促進公私合營、集體化和出版專業化。

最後一章的結論,一方面綜述版權從引入到消滅的過程,另一方面則談到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後,國家脫離統治經濟,開始擁抱市場化及私有化,盜版侵犯版權的問題重新浮現,在中國瞬息萬變的文化經濟中快速蓬勃成長。「版權」觀念也再次因國內、國際的因素被重新引入中國。

本書從「盜版」、「版權」的相關活動為切入點,呈現近代中國曲折而獨特的歷史進程,並說明中國之所以成為今日中國的歷史緣由。此書優點在廣泛運用各類史料,講述許多有關出版商、作者與讀者的生活細節,同時也能夠將這些生活細節放在大的歷史脈絡中來彰顯其意義。歷史的行動者一方面有操弄的空間,另外一方面又在利益與意識形態的結構限制之下而臣服妥協。

然而這些生動的故事,無論是嚴復與廉泉之間的版權折衝,以及與地方官的合作與衝突,或錢穆到東安市場購買盜版的過程,乃至清代地方官、上海私營的春明書店與中國的新華書店在不同時代的「投機」盜版,都讓讀者留下鮮明的印象,也增加了對不同時代多元認識。

最後我想回到嚴復為了保護版權、確定印數所設計的版權章(圖三之一,頁一六二),此章外環是希臘格言「Know Thyself」(認識你自己);中間一環是中文版權聲明:「侯官嚴氏版權所有」;正中間可以看到燕子的圖案(與嚴同音)。商務印書館在嚴復印花的外圍則蓋上自己的印章,並加上「翻印必究」的字樣。我一直在思索,為何嚴復要採用這句來自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名言:自我反省。或許他想指出,只有了解自己、認識自己的歷史,才能解開盜版與版權的糾結。

總之,版權是政治、經濟體制的一部分,沒有自由民主與文明的社會,沒有一個尊重自我的獨特性與創造性,以及尊重私有財產的體制,嚴復的理想將無法實現,中美的衝突也無從化解。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版權誰有?翻印必究?:近代中國作者、書商與國家的版權角力戰》,臺灣商務出版

作者:王飛仙
譯者:林紋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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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以版權為中心的近代中國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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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書?誰有權複製?誰又真的擁有?」即便電子書、有聲書、各種影音平台日趨受讀者青睞的現代,這些疑問仍存於大眾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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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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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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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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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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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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