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日本到底好不好？其實台灣與日本最根本的差異，在於「信任」與「公共意識」

近日PTT上有一則某YouTuber建議「不要移民到日本」的討論，之後又有人回文提到日本民眾對公共事務參與還有地方自治與台灣狀況的比較。

小弟正好當過日本基層公務員，之前參加過一個研修，把日本政治從財政到政策規劃的推進都學了一次，最後也跟SONY、歐姆龍等企業派的代表一起針對基礎自治體做了政策提案，我想應該可以試著回答一下這題。

日本現在有1700多個基礎自治體，每個都有制定條例、規則的權力，而1700多個自治體下又有無數個町內會跟自治會，當然選擇法人化的也有。

針對公共事務參與的部分，有網友提到居民不參加大家集體霸凌，但筆者自己不參加是沒被集體霸凌過，只是町內會規章寫得很清楚，不參加就沒辦法享有町內會的權利，比如在住宅區內的垃圾堆倒垃圾，但要是早上起不來都沒去倒，其實自己開車去丟也可以，都是個人選擇。

至於地方自治職位的問題，筆者認為政治有分檯面上的政治跟檯面下的政治，而政治家的工作大多不是在檯面上——就像第一點講的某些會雖然沒有法人資格，但就是有辦法讓你不好過，因為會員裡面一堆法人的經營者。

話說回來，台灣和日本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呢？其實，差最多的在於信任。

台灣與日本最根本的差異：「信任」與「公共意識」

在台灣，產官學之間互相不信任、人民不信任政府、政府機關跟法人單位間互相不信任，民間也一堆詐騙。當然上述這些事日本也都有，只是比例問題而已。

換句話說，該串討論原文說台灣鄉鎮有的問題，日本全部都有，這點絕對是肯定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從戰後到現在做了些什麼？

首先是人民意識的改革，接著是組織改革，把權力從中央集權試著做到地方分權，扶植青年意見領袖，做政策科普、財政透明化，讓想關心政治的人可以簡單看懂政治。

你說成效好嗎？上網Google絕對可以找到一堆讓人笑掉大牙的弊案跟醜聞，但實際上日本就是在一次次摔倒中，培養出新的經驗、新的人才、還有新的組織合作關係。

日本有廣域自治體區域規劃的概念、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長線施政規劃，這些都是在不斷試錯中慢慢成形的東西。網路上很多人都用自己的經驗，試著去論述一整個國家的情形，當然那些人的經驗應該都是真實的，但沒辦法宏觀的詮釋一個國家的狀況。

其實日本的進步，從近代交通狀況的改善，出入國程序的修改，不斷的釋權於民還有公共建設都可以略窺一二，只是在台灣人對什麼都不信任的前提下，我們很喜歡用惡意的角度去詮釋所有東西。

當然，去質疑、去驗證這沒什麼不好，但是光質疑，沒有去求證只會讓自己眼界變小。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如果說台灣跟日本差異最根本在於信任，其次應該就是「公共意識」。

在台灣的大家，很多應該都覺得我們有繳稅、繳管理費跟各種規費，政府跟各種管委會之類的組織就要幫大家把事情處理到完美，不合自己的意就開幹，被要求服從多數就解釋成霸凌，只付費就好，對議決跟義務完全不覺得是自己的事。

這就是一個問題。

光看台灣的樓梯間跟那些公共區域，還有路上佔停車位之類的現象就可以大概了解，其實公共這件事，是所有參與者自私的平衡點，我們出於個人利益，來協調共同利益，也就是社區公共的出發點，衍伸出來才有地區跟國家的公共。

日本平均的公共意識跟組織比台灣還要先進多了。

一個擅長協調的社區，大至都更、小至協調垃圾車時間還有停靠地點，都會很有效率，議決的速度快，社區的進步就明顯，也更有籌碼去跟更大的團體交涉，做資源整合。

討論的推文中，有些人說町內會是老人會，他們應該去參考年輕人搞的地區自治，每個都很潮，妹也多，當然政府也會來沾光丟錢。「公共」一直都在，我們不參與不代表不存在，然而公共的觀念養成，議決的練習都需要時間，在台灣可能比較少這方面的資源。

總之，日本的今天跟台灣的今天都不是短期間造成，而是經年累月的成果。

造一個「會走路的鋼彈」，後面需要多少跨部會溝通和法規鬆綁？

回到文章開頭提到的YouTuber影片，裡面有提到新聞自由跟少子化兩個問題。

新聞自由在日本確實很差勁，舉例來說，日本社運一堆，但大家有看電視報過社運嗎？另外少子高齡化問題，這就要牽扯到我的強項——地方創生政策。

我之前的計畫，就是總務省地方創生政策下面一支台日交流的專案，也因為那個原因，我有機會做了很多政策跟組織的比較，只能說台灣檯面上代表某些派系出來講空話的人很多，真正有心做研究的沒辦法發聲。

回顧最初，地方創生政策在台灣應該是在2018到2019年左右，把日本的地方創生政策抄去弄了個台灣版。

很多人大概以為地方創生是輔導青年回鄉創業、或是社區再造的衍生，但其實地方創生就是一個人口政策，裡面包括了產業、教育、區域重劃等等超多小目標，還有一大堆跨部會合作的專案。

大家可能搞不懂跨部會合作有多難，又可以做到什麼事，我舉個例子。

這次防疫日本有發振興券，但是限制有做好防疫措施的店家才能收振興券去換錢，防疫措施又分成隔板／換氣裝置／酒精消毒等等，這些設備要更新政府也有輔助，整合起來就是可以鼓勵民眾消費、跟疫情共存，又可以讓店家做好防疫硬體更新。

或是，橫濱會走路的鋼彈、東京下北澤路線街、小田急鐵路地下化以後世田谷區民眾參與引發各個營利與非營利團體加入的發展，這些都是超越了跨部會，而進步到產官學共創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