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創造了「拜金女」?父權資本主義歷史,與被錢套牢的情感悖論

誰創造了「拜金女」?父權資本主義歷史,與被錢套牢的情感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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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金女」難道只是21世紀的產物嗎?歷史社會學家Brian Donovan在一書《美國拜金女》中,透過分析大眾文化、報紙、法院資料,來剖析20世紀美國的「拜金女」是如何威脅男人在經濟、法律上的掌控權。

文:楊鈞傑

Netflix於今(2022)年2月上映的《Tinder大騙徒》引起全球軒然大波,紀錄片裡的男主角透過Tinder交友軟體尋找約會對象,透過奢華的禮物來吸引女性,同時卻不斷誘騙其他受害者,來支撐自己的經濟生活。

然而,在片尾的部分,受害者敘述自己雖遭遇詐騙,卻在網路上被揶揄為因為是“Gold Digger”(拜金女,又譯掏金妹)而活該被騙,讓人彷彿活在平行世界,到底是什麼文化導致人們譴責受害者?特別針對女性有如此羞辱?

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誰創造了「拜金女」?

其實「拜金女」不僅限台灣,在國外更有一系列惡整 “Gold Digger” 的「街頭實驗」,男性YouTuber先是喬裝成路人、工人等陌生人來「積極」(甚至具侵略性地)搭訕各樣女子,直到被拒絕後走向自己的寶貴名車,等到女子看到後「上鉤」。

這種誘騙方式不僅獲得百萬觀看,淨賺大筆財富,還得到男性觀眾的一片歡呼,認為是「為廣大男性報仇」、「懲罰拜金女」,他們要的只是一種女人:不愛錢、道德高尚、且性忠貞的女人。

在這個父權社會的婚配遊戲中,男性永遠是贏家。第一,男性永遠是遊戲主動方,可以請客或買禮物來「表演」自己的男子氣概,獲得對方欣賞,但當男人「收回」了這項「恩惠」,不再用金錢「收買」對方時,原本的女性接受方就會被批為「拜金」;第二,男性在薪資不平等的社會裡是贏家,卻一方面要求女人道德必須凌駕於金錢上,不允許女人單純因為約會或結婚就躋身上流。

因此,許多男人其實在尋找一種感情的不平衡權力關係,他們尋找一種特定需要「保護」的女性,透過給予、照顧來創造拜金女,並達成自己作為「男人」的期待,鞏固自己的安全感與地位[1]。社會對於男方總是寬容的,一旦感情破裂,即使沒了金子,卻站穩了道德的裡子,成為被拜金女欺騙的「受害者」。

最後,回到《Tinder大騙徒》裡,雖然受害女性在揭發此事時被網路嘲笑為「拜金女」,但事實上她們早就過著無虞的生活,甚至還願意出錢相救正在「逃亡」的男友,最終落得近乎破產的困境。

有趣的是,若真要以「拜金」來定義這段關係,男性才真的是掠食有錢女人的“gold digger”,但幾乎沒有人用這個詞彙譴責男性,反而指向身為受害者的女性。由此可見,「拜金女」或 “gold digger” 一詞根本是在一個厭女文化下的產物。

「拜金女」的父權資本主義歷史:被「錢」套牢的情感悖論

但「拜金女」難道只是21世紀的產物嗎?歷史社會學家Brian Donovan在一書《美國拜金女》[2] 中,透過分析大眾文化、報紙、法院資料,來剖析20世紀美國的「拜金女」是如何威脅男人在經濟、法律上的掌控權。

他提到,男人只是想要一個「值得尊重」的女人,認為女人必須要符合社會期望的溫良恭儉讓,不僅要有道德高尚的風骨,還要將情感置放在第一順位。而「拜金女」的出現,就暗示了女人可以在性的自主權上推翻男人在性別、社經、家庭結構的地位,引發男性焦慮與危機感 [3]。

在1920年代離婚率提高時,法院開始針對這些因贍養費而離婚的「拜金女」進行處置;在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拜金女」威脅了男人養家活口的角色,工人階級女性可以透過性吸引力來做為生存策略和向上流動的階梯,並透過婚姻上的「心靈慰藉法」(heart-balm laws)來向違反婚姻承諾的男方「勒索」金錢賠償。

在1940年代的二戰時期,「拜金女」因為要求丈夫的軍餉,反而成為威脅白人男子氣概與國家安全的風險;1950年代的好萊塢文化,如瑪麗蓮夢露主演的《願嫁金龜婿》(How to Marry a Millionaire),女人可以推翻舊有的性別規範;再到1960年代離婚後的生活費訴訟,到1970、80年代新自由主義(戲稱「糖爹資本主義」)下的遺產爭奪戰等 [4],「拜金女」都被刻板印象化成可以因為錢而犧牲感情的女子。

但是「拜金女」一詞本身就落入了金錢衡量感情的圈套。倘若關係是一個社會交換的過程,男人付出金錢並非什麼都沒得到,女人付出了無償的家務勞動,還必須充當諮商師付出情緒勞動,更在必要時還須滿足男人的性需求。且要說「拜金」,到底是富豪還是女人比較拜金?

弱弱相殘:黑人文化裡的厭女情結?

當我需要時她卻奪走我的錢/她的確就是個狐群狗黨/她就是個眾所皆知的拜金女/挖走了我的錢── Kayne West 〈Gold Digger〉

現今的美國大眾文化特別將黑人女性塑造成拜金女,認為黑人女性不是掏空男人的心,就是挖空男人的荷包,除了性羞辱這些女人可以因為金錢而「賣身」之外,還譴責她們濫用社會補助成為「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5],因此警惕黑人男性在約會市場上必須「人人自危」[6]。

但黑女人多為「拜金」真的是「事實」,還是「迷思」?

首先,社會學家Daniel Moynihan在1965年的報告中,譴責黑人女性是黑人社群裡犯罪率與貧窮率高的主因;再者,前美國總統雷根在1970、1980年代的福利改革,特別針對黑人女性作為「福利女王」,如何拿納稅人的錢濫用美國健保和社福制度,危害社會運作。

但是事實上,沒有大學學歷的工人階級白人是拿最多貧窮補助的族群;或者,政府在補助持屋者的房貸利息與減免津貼上,整整超越了給予教育部、司法部與能源部經費的總和 [7]。因此若要說「福利女王」,那恐怕是白人、中產階級還略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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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孤兒男孩納伊姆一同對抗童婚與兒童受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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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台灣世界展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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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偶然接觸兒童論壇活動後,17歲的納伊姆在積極參與和計畫資助下,成為了孟加拉的兒童論壇領袖,致力在當地建立孩童不受暴力迫害的未來。

在孟加拉,販賣兒童、童婚、童工是種如同受詛咒般的存在,摧毀當地一代又一代的孩童。17歲的納伊姆(Nayeem)是一位受到資助的兒童論壇領袖,目前已經阻止37起童婚、協助2名性騷擾受害者、解救1件兒童販賣等兒童保護事件。

納伊姆在很小的時候就失去父母,因此納伊姆的童年是在無人照顧、疏於關注的情況下長大,這使他變成一個內向的男孩,害怕在公共場合說話,面對挑戰要有如此大的勇氣更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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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台灣世界展望會

「有一天,我看到幾個男孩在開會,他們討論的內容吸引了我。」納伊姆問了其中一個男孩,了解到他們是兒童論壇的成員,於是,他帶著好奇開始參加論壇活動,「我從來不知道兒童權利是什麼,參加完論壇課程後,我才驚覺原來自己就是童工和受虐孩童。」納伊姆激動地說。此後,他積極參加各種培訓,更近一步參加領導活動, 那個曾經在公共場合說話害羞的男孩開始教別人如何自信地說話。

透過兒童論壇的活動,納伊姆和他的夥伴對8所學校1300名孩童進行兒童安全、兒童法、兒童權利的培訓。納伊姆說:「改變總是伴隨許多挑戰,我有一個夢想,我希望建立一個孩童沒有暴力迫害的未來,我不怕困難,只要有人支持鼓勵我,這就是我能堅持更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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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內容由「台灣世界展望會」提供,經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廣編企劃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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